桐庐越剧人生：唱一曲似水流年

在谢群英的脑中，一直有一条长长的走廊。一米上下的小个子，就躲在走廊的立柱之间，试图让柱子挡住小小身影，好叫老师看不见她。9到12岁的三年时光里，几乎每天，她都要在这条走廊里翻几十个跟斗。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里带给她深深的恐惧，而在更长的时间维度里，她又充满感怀，儿时严格训练打下的坚实基本功，让她一生受益。这条走廊，就在桐庐中学艺术培训班的练功房外。 1972年，桐庐中学请了几位外省的资深京昆演员，在各个村镇招生，收了49个学生，男女各半，开办了艺术培训班。在那个动荡的时代里，这是第一届，也是唯一一届，三年后艺训班解散，孩子们各回各家，念书的念书，下地的下地。当时没有人知道，从这个班里走出来的很多人，未来会成为桐庐越剧圈的中流砥柱，甚至哺育出多位梅花奖名家演员，开启桐庐越剧的光辉年代。

桐庐越剧“黄埔军校”

考入艺训班时，谢群英只有9岁，正在读小学三年级。用她自己的话说，那时只是喜欢唱唱跳跳，根本连艺训班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更遑论学戏了。想不到，面试时的一首《我爱北京天安门》，竟会决定她此后大半生的道路，将她送上中国戏曲艺术的最高奖梅花奖领奖台。

她的同学里，有很多日后一生的同僚和朋友，其中也包括同样获得了梅花奖的王派传人单仰萍、范派传人陈雪萍。进了艺训班，除了语文数学课，其他时间都在学戏，主要学京剧，听的全是八个样板戏。从基本功开始练起，那是最苦的日子。她现在还能想起老师松开保护的手，让她自己来一次时的恐惧。这种恐惧并没有因为功力加深而减少，反而随着年龄增长，逐渐懂事而加深。

家长们先憋不住了。有一回，老师让谢群英站在桌子上翻前桥，她不敢，老师威吓道，不翻就不用吃中饭了。父母得知后，把她的日用品一应带回家来。可是当晚，女儿就偷偷跑回艺训班了。问及谢群英时，她却坚称，自己当时压根儿不喜欢唱戏，只是迷迷糊糊，就唱了一辈子。

陈雪萍的父亲倒是成功了。据说他看到食堂窗口柜台高过年幼女儿的头顶，小女孩努力举起饭碗伸进窗口的样子，做父亲的心疼不已，生怕女儿吃不饱饭，当即决定领回家继续读书。不料兜兜转转几年后，陈雪萍还是考进桐庐越剧团，成为越剧演员，已是后话。

“我们那一批打的是京昆的基础，出来功底都很好。”然而三年后艺训班毕业，却没有出路。“当时县里已经有一个文工团了，没有多余经费，我们只能原地解散，回去念书学习也不太跟得上。”好在一年后，事情有了转机。
1976年，桐庐恢复越剧团，谢群英是第一批考进剧团的演员。

桐庐越剧团的前身，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成立的桐庐民艺剧团。当时的团长倪雪芳来自嵊州，年方三十已是“出红台”十四年的老戏骨，二十岁就在桐庐的戏馆里挂牌。

桐庐越剧最早来自嵊县的唱书《呤哦调》，传入桐庐后，当地出现亦农亦艺的文书班。据《桐庐县志》记载，城乡有元宵、春社、秋社演剧之举，尤以县城“芦茨戏” 为甚。战争年代，唱戏人如倪雪芳，只能串村走坊，流浪唱戏。直到抗战后，下南乡“之江舞台”、四管乡“雅溪舞台”、凤川“新民舞台”、 窄溪“桐江舞台”、 深澳“大新舞台”......桐庐各地涌现一波民间戏班。

1950年9月4日，以原“云升舞台” 为基础，吸收闲散艺人，组成民艺剧团。那时剧团团员没有工钱，所有戏票收入都用在了装灯、搭台、开戏馆上。有时化妆油彩买不起，演员下了戏也不卸妆，用纱布盖在脸上睡觉，第二天接着演出，最长一次，六天六夜没有卸妆，以至于擦破脸都卸不下油彩。

在团员们的执着下，成立的十六年间，剧团逐渐有了自己的舞台和戏迷，人人都知道倪雪芳，走上10公里泥路，也要去听她唱戏。直到1966年，几经易变的剧团在文革期间彻底停止演出，越剧也成了不可说的话题。

待到十年后剧团重启，已是另一幅光景。越剧市场百废待兴，剧团演员男男女女都有，大部分和谢群英一样，艺训班京剧生出身，看样板戏长大，很少有人了解越剧。这成了剧团的第一件事，让大家认识越剧、喜爱越剧。

好在，越剧一直是极富创新力的剧种，百年前就借由当时的新媒体手段“电影”一举在大众范围里获得极大传播。“《碧玉簪》《红楼梦》《梁祝》......刚刚解禁那会儿都是连夜排队买票看的电影。”谢群英还记得第一次看越剧电影《碧玉簪》时的新奇和喜爱，对戏中的花旦名家金采风更是几近痴迷。以至于后来见到真人甚至拜师学艺，都仿佛银幕里的人跳出来，恍如梦境。

尽管观感不错，但要从原本的京剧转向越剧，并非易事。一开始，越剧念白，她几乎一句都听不懂。只能站在舞台旁一个人摸索，一边看台上人演戏，一边跟着念，从小角色开始慢慢入戏。
你知道凌晨三点的桐庐是什么样子吗？

1979年的某一个凌晨，桐庐越剧团团长徐智灵听到，隔壁大礼堂里传来窸窸窣窣奇怪的声响，此时刚过凌晨两点，他战战兢兢打着手电，大着胆子到跑去一看，两个十多岁的小姑娘，居然在摸黑压腿练功。正是团里刚刚转练女小生的陈雪萍和周咏歌。

1978年，陈雪萍中学毕业，凭借过人天资考进了桐庐越剧院。起初父母对女儿又要去唱戏的态度不冷不热。恰逢政策改革，剧团学员每月工资22块5，要知道担任代课教师的陈母也只有14块，十多岁的小姑娘第一次感到越剧演员的荣光。

剧团生活很纯粹，早上六点起来跑步，跑完四公里回来压腿，练到七点吃早饭，八点多就开始上课了。学艺的孩子读书少，拍电影的时候，小演员们常有空闲，团长就会安排大家上文化课学习，读诗词文章、练字，甚至普及一些法律知识，有次讲什么叫正当防卫，陈雪萍印象极深。每次随团出门，团里都会带一个大纸箱，回来时装满《山海经》《读者文摘》等等杂志书籍，鼓励大家多多读书。在这样浓郁的文艺氛围下，团员们热衷探讨戏里的情节，写下对人物的心得体会。

刚开始随团巡演，小演员们至多跑跑龙套，不练功时陈雪萍就跑出去买零食，巡演三个月回来胖了十几斤，脸都圆鼓鼓的。

当时的团长徐智灵是嵊州人，一口嵊州话，“侬个则脸盘子，比屁股歪要大咧，还演花旦，不好演嘞！”话虽是调侃，意思却是当真。那会儿正是各个越剧团逐渐恢复女班的风潮，团里请来一位福建女小生老师，开始让陈雪萍跟着她学习，白天练功，晚上看团里演出。

陈雪萍这时候15岁上下，再练基本功其实蛮难的，但她性子犟，不喜欢落在人后。同她一起学小生的，还有周咏歌，两人时常暗暗较劲。一听老师表扬周咏歌早上六点练功，陈雪萍就不服气，给自己买了小闹铃，第二天五点半起床练功。没想到周咏歌第三天五点就起来了，接下去几天，四点半、四点、三点半、三点......直到后来，团长凌晨两点被吵醒，一束光照到黑暗舞台里的两个鬼影，好一顿教训。

很难讲是团长发掘了她的性格，让她走小生的戏路，还是演着演着，台上台下越来越像。面前的陈雪萍，性子里确有一些豪迈洒落的特质。“我时常提醒自己，我是一个孩子的妈妈。”说着说着，她自然地翘起二郎腿，像个爽利的假小子。
1982年，桐庐越剧团彻底恢复全女班，一出大戏正在酝酿。一年后的浙江省首届戏剧节上，包朝赞编剧、桐庐越剧团排演的《春江月》正式演出，讲述平民绣花女的信义故事，冷不丁爆了，一举拿下优秀演出奖、优秀剧本奖。主要演员单仰萍、陈雪萍和谢群英等人风头一时无两。此后一年多的时间，《春江月》在各地巡演叫好又叫座。“当时的桐庐县文化局党委书记郑锡纯，几乎跟着我们演出走，吃住都在团里，对越剧团相当重视，充满热情。”

1984年7月，剧团在上海连演一个月，场场爆满，甚至有黄牛倒卖戏票。台下既有普通观众，也有大师级名家，“十姐妹整整齐齐坐在台下看，结束后还来台上接见合影。”陈雪萍回忆起那个画面，仍是心潮澎湃。

其实早在彩排期间，金采风老师就曾受邀来到桐庐观摩。隔天，唱腔老师带着演员们拜访金老师住的酒店。那天的谢群英，就像追星少女，见到偶像般紧张激动，“过去不到一公里路，走得迷迷糊糊，感觉好像过了很久很久。”话也不会说，手也不知怎么摆了。只记得金老师很温和，夸奖了她一句“这个小鬼嗓子蛮灵的”。

直到在上海演出的这一次契机，才有了几人拜师的机缘。想来剧团早在写戏的阶段，就按照演员和角色适合的唱腔流派进行设计筹谋，也是希望演员们能与名师结缘，从而能有更高的艺术熏陶和突破。

那时剧场没有空调，到了夏天基本休息。每年八月，徒儿们就会跑到上海，各找各师父练功学习。从桐庐到上海，不到三百公里的路程，当时大巴要开六七个小时。往往是早晨七点赶汽车，一路慢慢摇，中午在嘉善停一停吃午饭。小姑娘一个人也不敢多逗留，生怕没等自己上车，车就出发了。到达上海，已经下午四点半了。

范瑞娟老师当时住在长乐路，陈雪萍下了车按图索骥，等到师父家，天已经要黑了。陈雪萍每次带着戏去，练了哪段戏，唱给师父看，吃住都在师父家里，师父总是不厌其烦逐字点拨，还把自己绝版的戏曲磁带送给陈雪萍。师父不只授艺，还要教人。陈雪萍大大咧咧惯了，有一回穿着一件白衬衫一条超短裤配上一双皮鞋，去了范老师家里，范老师就教育陈雪萍，“台上是男的，就一定是男的，但台下是女的，不能也把自己当男的。”2017年，范瑞娟老师仙逝，陈雪萍时常翻出旧时磁带，追忆起师父的叮咛教诲。直到自己成了前辈老师，曾经那些飘过耳边的话语，才有了踏实的意义。

1985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将《春江月》翻拍成彩色戏曲艺术片，由原班人马出演，在桐庐分水江畔的浪石埠和俞赵取景拍摄，并改名为《绣花女传奇》在全国上映。

尽管取自同一个故事，舞台表演和电影艺术还是截然不同。“电影还是遗憾的艺术，回看有些镜头，觉得还能更好，但是无法重来了。舞台不一样，每次表演一气呵成，同一出戏每次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第1遍演、第100遍演和第200遍演，可能演出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春江月》大获成功后，桐庐越剧团乘胜追击。1985年秋排演的《桐江雨》，拿下浙江省第二届戏剧节优秀演出、优秀剧本和优秀导演等在内的16个奖项。并于次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翻拍成描写中国民间劳动妇女生活的哲理性正剧，改名为《桐花泪》，红遍大江南北。

自编自排，一口气产出两部口碑、票房双收的顶级作品，横扫戏剧节，并且接连拍成电影搬上大银幕，达成了一个常规县级剧团不可想象的里程碑，就连当时的杭州市委副书记杨招棣都盛赞，“一个小小的桐庐越剧团能拍两部电影，这是全国没有的，是罕见的。”
1987年，原本已经在筹拍的第三部桐庐越剧电影《月亮湖》因种种原因搁置，单仰萍跟随恩师王文娟调入上海红楼越剧团，不久后局里领导层也发生变更。

1992年，谢群英的女儿出生。剧团里新人辈出，表现也很不错，渐渐顶上她的角色。有一段时间，她也慢慢将生活重心放到了女儿身上，甚至不打算继续唱戏了。师父金采风别出苗头，“到我女儿十个月大的时候，我收到了师父的两度来信，劝我坚持自己的事业，不要轻易放弃。”

1994年，谢群英和陈雪萍一前一后调入杭州越剧团，其后分别在1998年的第15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和2009年第24届中国戏剧梅花奖上获得最高荣誉。而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桐庐越剧团则显得有些落寞。

就在她们离开桐庐越剧团前夕，年仅15岁的王健刚刚从剧团艺训班被选拔进入越剧团。后来的三十年里，这个小花旦伴随剧团浮浮沉沉，如同一根台柱般坚守在桐庐越剧团的舞台上。

2000年，在老团长的引荐下，王健来到上海，拜访素未谋面的桐庐越剧团前辈单仰萍，那一年正是单仰萍获得第17届梅花奖的年份。近半个月时间，她住在单仰萍家中学习，还在单仰萍的陪同下，到王文娟老师家中进行辅导，对于一个精攻“王派”的花旦而言，可以说是莫大的激励。

2009年，王健成为剧团党支部书记，三年后越剧团改制为桐庐越剧传习中心和桐庐越剧演艺有限公司，王健一边作为演员享受舞台的演出，另一方面作为董事长、总经理管理剧团的行政工作，“我每个月最担心的就是剧团的工资能不能发……”更难之处在于人才培养，“年轻人总归向往更大的平台。”

尽管如此，在缺资金、缺人员的情况下，桐庐越剧团排演的《花溪情歌》获得满堂彩，在第十一届浙江省戏剧节上卷土重来，时隔多年拿下优秀表演奖，又在第二届中国越剧艺术节上荣获优秀剧目奖。

直到现在，除了谢群英、单仰萍和陈雪萍外，桐庐籍越剧演员里，还诞生了2002第19届梅花奖得主陈晓红和2004年第21届梅花奖得主王杭娟两位名家。小小的桐庐，已然培养出五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在全国县级市里，属于极为难得的。如何传承桐庐越剧的风采，持续培育出更多越剧演绎人才，这也成为桐庐越剧人长久的命题。从桐庐走出来的越剧名家们，也以此为己任。

就在去年底，桐庐提出创建越剧名家工作室。成立由五位梅花奖得主和优秀戏曲家任导师的“越剧名家工作室”，聘请谢群英、陈晓红、陈雪萍、王杭娟等艺术大师为工作室导师。未来，桐庐越剧传习中心也在筹谋，重新开办越剧团艺术培训班，自行培养年轻世代的越剧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