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尖上的康保——乡村曲艺二人台

二人台，初名“蹦蹦”、“玩艺儿”，是流行于原绥远、察哈尔、热河，现内蒙古中西部及山西、陕西、河北三省北部地区的戏曲剧种。专家学者们研究认为，因其剧目大多采用一丑一旦二人演唱形式，故得名“二人台”又叫“二人班”。

2006年5月，二人台被国家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入选名录的有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陕西省府谷县、山西省河曲县、河北省康保县。其中的河北省康保县，代表着东、西“两路二人台”中的其中一路，叫做“东路二人台”。 康保县对其进行了专门的调查研究，出版了系列丛书《文蕴康保·二人台》,召开了数不清的研讨会，上演了云计算都难以盘清的次数，村镇的油灯火把台上，国内外的霓虹镭射台上，频频亮相，斩获的大小奖项车载斗量。以雷霆之势，磅礴于全世界，作为一种乡村艺术，实属罕见。
乞讨歌：二人台是“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的艺术创作，主要是乞讨人群抑或是“盲流”人群的作品，即贫苦百姓的作品，坝上叫“讨吃子唱”。他们走村串巷，沿街上门乞讨，为了唤起主人家出来看狗，为了报告给主人家，我是“要饭的”，总不能不声不响闯门入户，便打上竹板，拉上二胡，哨上枚，有的吹上锁呐，穷的什么也没有，还可以找两块大牲畜的肩甲板敲打，叫门时低头哈腰，婶子、大娘、叔嫂、哥妹的……看人家脸色行事。有说有唱，有的耍“花相”、“胡打算”，多少献点“艺伎”。看见老的唱老的，看见小的夸小的，看见小媳妇大姑娘，更是满嘴跑骡马，拉喜车，说唱的玄玄乎乎，谁能经得起这样的吉言夸奖与幽默讨好，乞得半碗莜面或者半块干锅饼子，这便是孕育二人台的温床。

每当这些人进村时，骚动的人欢马叫，窝子狗格外迈力，闲暇的男女老少出来看“玩艺儿”，起哄的，打趣的，屁股后面跟着一大哨，沿门串户的走，直到这个人离开了这个村。

倘若你抹不开脸，又没有半点拿手的“艺伎”，只能饿肚皮，吃不了这碗饭，这便是“讨吃棍难拿又难放”的由来。

讨吃调：听起来颇受褒贬，通过民间艺人的编排，行家里手的指点，说是在人家大院门楼前要唱，人们又冠以雅号，叫“门楼调”，这便是二人台的拿手唱腔。

据传，康巴诺尔住着一位瞎老汉，膝下只有一个女儿，靠自编“讨吃调”乞讨为生，女儿就是他的“瞎拐杖”.可她长到十八岁时，突然得了一种怪病：有时不说不笑，说起来就喋喋不休；有时不吃不喝，吃起来就不知饥饱，视女儿为掌上明珠的父亲，到处请医讨药，求神拜佛，可是姑娘的病反而一天比一天重。后来，老人打听到蒙古镇有人能治了这种怪病，便用勒勒车拉上女儿，边乞讨，边寻医。谁知寺庙林立，喇嘛众多的蒙古镇，却无人能治这种叫不出名字的怪病。老人家无奈，只得又拉上女儿，继续奔往它乡乞医。有一天，走到一个四面是沟坎的荒路上，车轴突然断为两截，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举目无亲的地方，老人彻底绝望了，再也活不下去了，他围着断了轴的勒勒车，仰望苍天，泣诉起他乞讨时的悲歌，想同女儿一起了却残生。就在这时，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只见躺在车上已经奄奄一息的女儿，轻轻地走下车来，扶起了悲痛欲绝的父亲……

可能这就是“轴子戏”的肇始。这桩奇事，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坝上，遍及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坡,说“讨吃调”能治病，“一曲泯忧愁”。从此，大凡未出嫁的姑娘或是过门不久的媳妇得了类似的病，就都仿效这种方法为她治病。仿效的人多了，便形成一种没文化人的说唱艺术，“讨吃调”就这样诞生并流传开了。

人们把“讨吃调”编排的热火朝天，随便操几件发响的家什，自制的乐器，都能吹打拉唱，还玩的花样百出，一个调子，填进形形色色的时髦内容，能唱出炊烟袅袅的民间风情，供闲暇一刻的百姓们穷开心。比如，看见小媳妇捏莜面，就唱：“莜面窝窝，蘑菇汤汤……”；遇到打工人就唱：“本人的脑筋有点笨，磕费劲也没考上个大学生……”。

鼓匠班：又叫吹鼓匠的。并不是业外人士所说的，或电视剧所演的，人逢喜事，金榜题名、洞房花烛时也吹，起码坝上不是这样的。只有人逢丧事，死了人才吹鼓匠，叫“吹丧”，专属于丧葬礼俗。还要请阴阳喇嘛装神弄鬼的“念经”，嘟嘟囔囔的唱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超度诵文，是人生“演”的最后一场“戏”。喇叭一响，剧终。

请鼓匠，有三天鼓、昼夜鼓和对台鼓。三天鼓，就是今天下午来，明天烧纸，后天早晨吹的把老人下葬完事；昼夜鼓就是烧纸当天来，第二天走，等于一个白天加一个黑夜，所以叫昼夜鼓；对台鼓就是有钱人家雇两班鼓匠，让他们比着吹。用现在没相干的话说，叫“PK”。一班鼓匠四五个人不等，不得进家饮水、吃饭，均由东家指人送到“鼓匠棚”。可见当时的鼓匠艺人的地位有多低下。不像现在，堂而皇之的登堂入席，还得捧为“上宾”。

鼓匠的吹法有三种，分为“坐吹”、“立吹”和“走吹”。坐吹，也叫“打坐场”，在鼓棚里演奏，仪式感颇强，安“三通鼓”，也叫“聒灵”或“哭丧”三通，用于焚香、上供、挂孝，出示“告白”、“岁头纸”等，充斥在布置灵堂仪式中。喇叭一响，全村人知晓，某某某归西了；走吹，鼓手们在行进中进行演奏，也叫“游街”，走的相当慢，一般用于叫夜、报庙、迎帐子，遇到井口、十字路口，村坊邻舍点出的“辟邪火”，都要围住吹奏，还用于起棺和出殡仪式中；立吹，顾名思义，站立着吹，一般用于叫夜、报庙回来，用于孝子们迎“灵火”、“踢浆水”、“烧枕头”、“摔瓦盆（叫纸盆）”等，出殡和下葬仪式。

吹鼓匠的都有绝招，叫做“抹三件”也叫“抹帽子”，可能是“抹帽子戏”的由来。谁不会“抹三件”，就别想在这个行当里混，因为烟熏火燎的围观者要看。“抹三件”就是将唢呐的哨子、杆子和碗子三大部件，渲染在一种特别快的节奏中，把唢呐大卸八块把玩，有耍杂技的意味，手里把不下，就放在另一个叫做“捏下眼”的吹鼓手头上，上下翻飞，花样百出，舞弄的人们眼花缭乱，仍然要一刻不停的对着嘴吹，直到将唢呐把玩到原状。在持续红火的一刻中，吹鼓匠的与看热闹的，形成一个气场。叫好声不断，鼓乐声飞扬，常常是高潮迭起。

农村八十岁老人过世亦称喜丧。那年代没有电视，就连收音机也不是家家都有。一年基本上没啥娱乐活动，看鼓匠是唯一的娱乐。尤其在村里打发老人的时候，附近三里五村的人们往往忘记白天的劳累，吃完晚饭结伴成群的来看鼓匠表演。

跳蹦蹦：久旱无雨，每每面临绝收的烂年景，冀蒙人讲究“领神祈雨”。即牺牲牛羊，凑上戏班子或拉来唱戏的，领上一村人，到龙王庙前，焚香许愿，载歌载舞，祈求龙王普降甘霖。

祈雨者扮成牛头、马面、孟婆、黑白无常等跳起来。大凡能发出响声的锣鼓家什等，都操起来敲打，惊动一下龙王，让“懒龙出洞”，让龙王“娱乐”一下，“哄”龙王高兴一下，龙王心情舒畅了，就为人间赐雨了。如果祈求不能感动龙王，人们就想办法负荆请罪，掌掴自己，摔打自己，鞭笞自己……让龙王看到后受到感染，掉下泪来，化成雨，这就是“苦求”。如果遇到“心肠硬”的龙王，“敬酒不吃”，就让他吃“罚酒”，晒龙王，“虐求”他。就是把龙王的塑像抬出来，放到太阳底下暴晒，“龙王热了，就该下雨了”，“龙王晒出汗了，汗水就会变成了雨水”。要么，就抬出来游街，让龙王开开眼，看看人间的干旱景象。如若还不行，就“打龙王”，把龙王从神台上搬下来，沾上水，用皮鞭树枝轮番抽打龙王，龙王身上流下的水就会变成雨，糊弄的龙王感冒后打个喷嚏也是一场雨。

折腾龙王的歌舞，人们概括为“跳蹦蹦”，俗称“跳大神”。有“赞颂舞”“欢乐舞”“鸟兽舞”和“打鬼舞”。“祈雨运动”，往往会奇迹般地生效。

蒙古高原南端的张家口坝上地区，妇女小孩常得一种说不清的怪病，老人们叫“撞磕”，说是“丢了魂”，现代人叫“臆症”，也有的人叫“狐仙”上身，又说是“麻胡子”作祟，你看她的动作多像“皮灵狐子”，你听她的说话，多像她死去的老太奶奶……家里的人就为她送“撞磕”，又称“叫魂”。就是将钱垛纸在病人的头脸部擦试，备上米面果品等调和的“浆水”，脱下病人的上衣袄，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由母亲在僻静的“十字路口”点纸、烧香、祷告……然后拎起衣袄，叫着病人的小名，狗兰猪妹二根儿什么的，“跟娘回家，跟娘回家，跟娘回家……”叫魂声不能间断，直到将“魂”“叫”回家，给病人穿上领回“魂”的衣袄，“灵魂”附体后，安顿病人睡下。

如若不管用，就请萨满法师“跳大神”。萨满设龛台，画鬼符、焚香、许愿，装神弄鬼的“作法”，并召集人们在病人窗前载歌载舞，有时还要裹挟病人参与，动作神奇百态，一会儿“叫魂”，一会儿“捉鬼”，一会儿“祷告”……阴森森的蹦来蹦去，直到折腾的人们都出了臭汗为止。得病的人好像吃了灵丹妙药，没病的人也感觉豪爽了许多。

萨满常用这个方法，到处为人治病，并取名为“安代”。民间称为“跳蹦蹦”，又叫“跳大神”。其实，华佗的“五禽戏”治病，不就是这个样子嘛。中国的舞蹈，多产生于宗教、祭祀、祈神、叫鬼之中。比如现在叫的响的千手观音、敦煌舞蹈、丝路花雨等等。

“安代”便成了二人台的歌舞形式，并被称为“蹦蹦儿”，又被称为“安代艺术”。1980年，内蒙古文学艺术研究所对“安代”进行了调查研究，确认“安代”不是什么“怪病”，什么“丢魂”，什么“仙上身”，就是一种“治病的活动”，精神疗法，形同“五禽戏”。通过群众的自娱活动方式，劝慰病人忘却愁苦和悲伤，加入到载歌载舞的快乐行列，从而达到痊愈之目的。

不少的人看过电视剧《还珠格格》，里边说道舞蹈的台词叫“安代”，娱乐活动叫“安代”，王公贵族游玩、狩猎、围场、篝火、假面晚会，里面充斥的各种舞蹈，都叫“安代”。其中的踢股子、霸王鞭、甩袖、折扇等带道具的舞蹈，也叫“安代”。

烂席片：村里的人每家都有用苇莲编成的炕席，叫“席子”，旧时穷的人们没得铺，只能铺它。建国初，还是一席难求的计划商品，铺在炕上常年累月的磨蹭，吃饭时撇一码作剔牙棍，相亲的男女没着色，或求人办事尴尬时，说是在数席码；生产队缴公粮，怕沾上泥土，底下铺的也是烂席片。你撅一点，他撕一块，炕上铺的席子自然就撅成“烂席片”了。如若修复，又叫“补席片”。人们将这种日常生活习俗，形容成一种说唱艺术，地方特有，所以叫做撅“烂席片”。

途中走路的，田间锄地的、山坡放羊的，大洼挑菜的，炕头闲坐的，哪里有人活动，哪里就撅“烂席片”。 谁家结婚、生小孩，满月、生日、祝寿，乃至死老人、骡子过十二天，一些乞讨人员打听到，有的自动地去“念喜”，都去撅“烂席片”，你说唱完，他说唱，轮番讨个彩头，混一碗“好饭”；有的东家自愿去请。如果搭成伙，也叫“玩艺班”。这种艺术逐渐常态化，便在阳坡湾、光棍房、车马大店、交易场所、田间地头，随意地演，随意地唱，有的搭成职业班，在农闲时游走于村落之间，沿户起几枚鸡蛋，收几碗莜面，说唱者在艰辛与磨难中度日，观看者得到些许的快乐。

“烂席片”，意在你一句，我一句触情生景的说唱，演员唱、观众唱、混合起来唱、擂台唱、对唱，民歌、社火、花鼓、评书，各路梆子、京剧、秦腔，甚至浑说素淡、歇后语、谜语，等等，囊括所有的艺术，只要人们喜欢，什么都有，触景生情的调侃，即兴表演，任其“烂”撅，“烂”撕，而且是越“烂”越好。

戳古董：意即捅下了漏子，出了乱子，闯下了祸。不论是旧社会，还是新社会，“戳古董”难免，只不过是有多少之分，轻重之别。买卖奴婢、典妻、养小三，红杏出墙，奸情、凶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黄米、野鸡，赌博、抽大烟，等等，这些旧式婚姻或生活恶俗，酿出一幕幕悲喜剧，艺人们拿上自制的乐器，主要是鼓、二胡、锁呐、莲花板，有的还是牲口的肩甲骨，配上曲调，编出跌宕起伏，引人入胜，耐人寻味的说唱作品。他们抓住一些社会趣闻，桃色事件、各种案例，演绎出哭笑不得的说唱故事。这样的故事，贴近乡土民情，反映草根生活，活龙活现。设包袱倒料，恐怕在文人的笔下，也难望其项背。比如《钻炕洞》，说的是现场捉奸，一名叫苏医生的奸夫，因无处藏身而搬起了炕板子，钻进炕洞，折腾的酿成血案，最后惊动官方……这些都是民间艺人，通过发生在身边的真实“古董”，深入地“戳”，有意识的挖掘创作，添油加醋的草根味，多是逢场作戏，即兴表演，有意迎合性饥渴人群，满足大众的“趋黄”心理，酸、甜、苦、辣，任你品味。

“风搅雪”：打场或说故事的时候，多用当地的“方言”，加外地的“口音”，多民族“国语”，又叫“打呱嘴，溜瓜皮”、“说干嗑”，见什么说什么，上什么山，唱什么曲，以夸张、幽默见长，或褒或贬，说的透彻。贯口说相不比“相声”差。唱的时候是蒙汉兼用，蒙汉民歌兼唱，有时蒙歌汉唱，有时汉歌蒙唱。现时又出现了“中外语”混唱。这种蒙汉交融的演唱方式，“白酒啤酒”混喝，民间谓之“风搅雪”，若论起来，这种用两种乃至多种语言在同一个剧目里演唱，唯二人台独有，恐怕在其它的艺术当中并不多见。“风搅雪”发展到现时，逐渐成了一种宽泛的概念，不同艺术，只要上了同一个舞台，均可叫“风搅雪”。

二人台正是由“讨吃调”、“鼓匠班”、“跳蹦蹦”、“烂度片”、“戳古董”、“风搅雪”等这些组成。奇怪的是，它们并不是“母子关系”，如果把它们放在一个集合里，这里的人都把它们叫做并集，看讨吃子唱，看“鼓匠”，就叫看二人台，看“跳蹦蹦”，就是看二人台，看二人台，也叫看“跳蹦蹦”，撅“烂席片”就是唱二人台，唱二人台也叫撅“烂席片”……如同民间的女人就叫媳妇，媳妇就叫女人，写字就叫书法，书法就叫写字一样。
由于二人台是口头艺术，是祖辈传播积累起来的。虽说是艺术，没有书面案头记载，却很难登上所谓的艺术殿堂，自然就褒贬不一，而且是贬多褒少。

二人台艺人，生活在最底层，多数是穷的连锅盖也揭不开的人。他们有的是先天残疾或后天致残，丧失劳动能力，又无依无靠，只能靠乞讨残喘；有的是体魄健全，但由于一时落魄而走到这一步，或遭遇天灾人祸而被迫无奈落到这一步，只能靠行乞苟延残喘；有的则是好吃赖作，栽了银鞍折了胯，爱好伸手这一口；有的还是流氓无赖性的，弯不下腰，连所谓的低贱、简单、肮脏、辛苦的活都不愿意做。他们有的是“跟师学艺”，有的是“无师自通”，掌握上吹、拉、弹、唱等一门艺技，并以此招来看客而且能博得其欢心，从而换取施舍的行为。不论怎样，都跑不出死皮赖脸的“硬要”，令人生厌、歧视。一旦进入二人台这个行道，就很难收手，因为这是他们安身立命，养家糊口的谋生手段。直到今天，在城市、在农村，在红白道场上、在开业庆典等场面上，仍然不乏他们的身影。他们相互串联，比街头发鸡蛋还一呼百应，闲杂看客加入行列，打工的跳下墙头，而且还骑上了摩托车。这让“东家”很是头疼，他们不要饭，只要钱，给少了不走，三五块不行，三番五次的讨要，不得不拿出一个人来，准备好这份额外负担，专司“讨吃子”，当地人叫做“打发”讨吃子。

有的惺惺作态，窘迫的让人同情，可做起事来却又令人作呕。鸡鸣狗盗，见不得人的事，顺手牵羊的事也干，身份与大众人群不铆，与道貌岸然的肉食者们更是不入流，朱门官府是不让进的。“好人不唱戏，唱戏没好人”。正经人家的子女是不让入这一行的，有的人家甚至还不让女人和孩子们观看。

他们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道德约束力也薄弱，男女关系很随便。这一带有“逛营子”之说，就是农闲之时，一些游手好闲的艺人，沿村或牛羊营盘乱逛，若到了一个村子一户人家，男人不在家，他便与人家的妻子同宿。据有关资料记载：“野合随处有之，甚有不熟面者，恋爱亦可速成，生客宿家时，与家人同炕，虽年轻女子，亦与之谈笑而不嫌。”“有夫外出而妻与人搭伙，不以为怪。”一些不三不四的艺人，经常和别人的妻子偷情，有的甚至还将人拐走。一经发现，不乏打折了腿的，挖瞎了眼的。有一个叫“二后生”的艺人，诱拐了别人家的媳妇，唱响了冀蒙晋陕等地，臭名远扬，现在又成了“网红”，遗憾的是因此而被人挖瞎了双眼。
剑的一锋，直指“人吃人”的残状，揭露、讽刺、挖苦社会的阴暗面，鞭挞丑陋和邪恶的社会滥象。作为一种艺术武器，战斗力又那么强，而且又掌握在大众手中，泥土味戗台，统治阶级无论如何也不允许它们“横行无忌”，所以很难登上所谓的大雅之堂。剑的另一锋，偏向低层民众，反映他们朝不保夕的爱恨情仇，不可避免地带有虚构、夸张、传奇、黄色描述，乃至封建迷信的色彩。从迎合大众含酸的心理出发，调侃一些赌棍、嫖客、光棍汉、大烟鬼、浪妇、淫女的故事，宣染色情。很多内容都被那些伪君子们视为是“黄色”的，不健康的，“狗肉上不了台盘秤”。

他们的两极偏锋，探究原因也简单，无非是没文化人想求个口头痛快，爱憎分明。谁做错了就骂谁，谁做对了就表现谁，他们骂土匪抢劫给平民带来了困苦，但也会表现土豪为穷苦民众散发钱财的场景。他们詈骂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也詈骂自己的亲身爹娘见钱眼开。他们不愉悦鬼神，不愉悦宗教偶像，就是自娱自乐，不可能做到“中正”，既符合统治者的口味，又符合民众的感受。
就色情描述而言，二人台远比不了能登“大雅之堂”的文人笔下。《红楼梦》将做那事叫“入岗”，老爷爷偷情儿媳妇叫“爬灰”；《水浒传》将奸情描写的更“黄”一筹，王婆向西门庆设计诱奸潘金莲的“十条件”，没有一件不是“黄的”。《金瓶梅》更是“黄书”。帝王将相的奸情都叫“龙戏凤”，而老百姓的打情骂俏那就叫成“鬼混”了。文学家们也说，不会描写“爱情”的，难以成为文学作品。即使是现代作品，比如《废都》、《红高粱》、《丰乳肥臀》等，还有一些屎屁尿的诗词，那一个都比二人台“黄”。因为他们是文坛大家，高人一筹，他们的描述似乎是隐晦些，再“黄”也能登大雅之堂，有的还能获大奖。而二人台描述的直白天体，不加掩饰，赤裸裸、活生生的，比如将老爷爷偷情儿媳妇，直接叫做“老爷爷骚媳妇”，将调戏妇女直接叫成“十八摸”，哪一个更黄？拒登大雅之堂的直接原因，恐怕是一个出自大家之手，一个出自草民之口，还怕是二人台这种艺术只讲“娱乐性”而缺少“文学性”，没有浸透统治者的思想，没有为统治阶级服务，而是直接为低层老百姓服务罢了。
由于二人台是口头艺术，就很难追根溯源了，因为人们吭唷吭唷的一开口，就叫艺术。如果考证，到处都有它的蛛丝马迹，它是民族大溶合的产物，也是社会生活、文化发展的产物。先秦汉乐府，唐诗宋词，南北朝民歌、南戏、元明清杂剧、散曲，都可窥见其斑，是中国文化的一路传承，“是一个祖师爷生下的，性格各异，有前有后，男女有别的各个子孙”。

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就有它的踪迹。《伐檀》中有句：“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二人台《借冠子》就曾有：“你们家不种不收，哪来那么多的粮食？你们家不养不喂，哪来那么多的牛羊？”南北朝民歌《木兰辞》，“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均是五字辞章，表述一个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而二人台《聘闺女》，“奴家十七八，梳头又缠脚，择吉黄道日，婆家要来娶……”也是五字辞章，表述的是一个闺女出嫁的故事。木兰和这个“闺女”，好像是同出一个苦难家庭，是一对“孪生姐妹”，一个从军，一个出嫁。唐宋诗词，写词分阕，有很多词牌，诸如“沁园春”、“长相思”、“念奴娇”，等等。写词的时候叫填词，字数、韵律、格式，对仗都有一定的讲究，“词即曲之词，曲即词之曲”。而二人台，也有牌子曲，约定俗成的格式，诸如“跳粉墙”、“将军对”、“小柳金莲”，等等。这些牌子曲，也有一定的讲究，只要填进词句，就是一段二人台唱腔。南戏、元明清杂剧，也叫舞台折子戏，表演形式主要是“唱云科。”唱，即演唱，由角色从头唱到尾；云，又叫宾白，有诗对宾白，教语宾白和类似顺口溜的宾白等几种形式；科即身段、武术、歌舞等，角色分有旦、末、净、丑、外、杂等各行。而二人台也有 “草台班”或“鼓匠班”的“打坐唱”，可叫二人台“小戏”，“唱云科”一样不少，不过“云”是方言道白，也就是“宾白”的意思，也有旦、末、净、丑等角色。作品非常通俗，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特别是旧时的“鼓匠班”，大、小锁呐，锣鼓镲、二胡梆子，细吹细打，又说又唱，演绎或临摹的多数又是古戏文，加进了自编自演的成分，一人多角色，二人就是一台戏。

杂剧的代表剧目有《窦娥冤》、《救风尘》、《汉秋宫》等，而二人台也不乏代表剧目，有《走西口》、《挂红灯》、《五哥放羊》等。如果说前者是霓虹镭射的“大剧场”，后者则就是油灯火把的“小戏台”。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他们的“鼻祖”，据考证还是同一个，都是先由下层民间艺人创作，再由书会人才再创作，最后再经文人作家加工或由剧作家独立创作。

正如鲁迅先生所讲：“到现在，到处都有民谣、山歌、渔歌等，这就是不识字的诗人的作品，也传述着童话和故事，这就是不识字的小说家的作品，他们，就都是不识字的作家。但是，因为没有记录作品的东西，又很容易消灭，流布的范围也不能很广大，知道的人也就很少了。偶有一点为文人所见，往往倒吃惊，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为新的养料。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的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不识字作家的作品虽然不及文人的细腻，但他却刚健，清新。”。
二人台不像别的文学艺术，有御用文人专门采风、记录、整理、再创作，比如诗三百首，南北朝民歌、元曲杂剧等，都由“乐官”采风整理，“国家出版”。而二人台，别说是乐官，就是连识字人也不多，均是散落在民间的“口头出版”物，作者又多是像阿炳那样的，不是瞎子就是聋子，不是残疾就是懒汉的群体。可他们又没有阿炳那样的狗屡运，可碰上中央音乐学院为其雕琢标点符号。他们走不了狗屡运，文字记载很缺乏，乐谱符号更没有。之前的二人台，只能是口口相传，耳提面命，只有“单信号”的听觉，没有文字性的视觉，是一本无字之书。这么好的艺术，缺乏书面记载，着实有点遗憾。

据1981年出版的《内蒙古文艺》记载，二人台的最初记述是十六世纪初，迨至清康熙年间的1661至1722年间，在这次民族大溶合中，仅有零星的记录。进入听觉和视觉“双信号”时期。溯源于唐宋元曲，形成于清乾隆年间，正式命名为“二人台”，是1951年6月，绥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杨植霖、后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在全省民间艺人学习会上确定的。仅从清末、民国初年算起，传承人已至九代，较有影响力的传承人就达200多人。在康保县境内，东路流传剧目有270个，移植改编传统剧目50多个，固定曲目200多首；二人台牌子曲170首，改编和创新牌子曲30多首；舞蹈30个，创新舞蹈20多个，已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按“奇葩”“东路”对待，受到国家的“非遗”保护。
二人台呱呱坠地时，就有人学唱围观，如同现在的追明星一样，每当这些艺人进村串户时，唱罢一家又一家，消遣的人们就跟在屁股后面看热闹，“讨吃子打狗，边打边扭”，听完一家又一家，对缺乏文化素养的人们，无疑是平空增添的乐趣。

当二人台形成气候时，不论是生男育女、婚丧嫁娶、休闲过节，庆贺丰收，都要唱，围观者全村人一个都不少。有的观众即兴时，也便加入进来唱。不论是演员，还是观众，亦观亦演，不分彼此，没有“专家席”品头品足，点出个一二三。不论是天间地头，还是茅舍草棚、车马大店，“凡有鸡犬相闻声，就有二人台的音”。二人台又成了休养生息、繁衍生息、生产生活的必不可少的文化产业了。

当二人台正式形成摊场后，搭台演出，叫做“姥姥门口唱大戏”，“拉闺女，叫女婿，不要脸的外甥也要去。”在那里演，观众常常是上千人，有骑马的，赶上勒勒车的，还有徒步的，搬上女人孩子的，许多人从几十里以外赶来观看。这个村还没有演完，另一个村的马队、勒勒车或小四轮，早已等着接演员了，往往是等不及卸妆就拉走了，唯恐别的村把演员抢走。从中既可看出农村迫切需要文化生活，又可看出民众对二人台的热爱程度。

“宁要不吃饭，不要误了看”。有的因为看二人台、演二人台，夫妻不睦，离家出走，几乎到了离婚的地步；有的因为看二人台，误了做饭，烧糊了菜，夫妻拌嘴，时有发生。有的则是更极端，说二人台“男女混杂”，“伤风败俗”，“不堪入目”，很多的人看得着了魔，鬼迷心窍，被二人台给“拐”走了。如此不三不四的不端行为，都说是二人台惹的祸。

追寻二人台的足迹，只要提起他们的“艺名”，提起他们的代表作，唱什么“西口情”，又在那里会演“戳古董”，便可家喻户晓；沿着车辙走，只要在路边看到瓜子皮、烟屁股、鸡蛋壳、糖果纸等，就能找到二人台。如同当年沿村徒步追着看电影一样，打完一个场的二人台，仅瓜子皮、包装纸和骡马粪便，如果用作蒸莜面的燃料，可供一户人家燃用一周。

作为一种民间曲艺，能够普及到如此广泛深入的程度，与其它民间艺术形式相比，还是较为少见的。
任何艺术都有其自身的魅力，而二人台艺术更具魅力。为何就“更具”？因为它说的是民间的话、唱的是民间的调、道的是民间的情，舞台上没有之乎者也，让人听不懂的古汉语，没有哼哼啊阿，半天蹦不出一个字，让人耗时费解的唱腔。舞台上没有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都是草民，如同左邻右舍的人，天天打交道的人，诸如农民、牧民、店小二、商人、苦力、脚夫、光棍、寡妇，媒婆等等。它的叙事、斗争、讽刺、赞美艺术，都能把握住人们的命脉，能引起普通人群的共鸣。
叙述历史故事，弥补了不曾记载的史实，是二人台的拿手好戏。如《打老鼠》、《水刮张家口》等，都是当时当地发生的诸如鼠疫、水灾等重大历史事件，史书都一笔带过，或不曾记载，他们都如实的及时地口叙下来，亦褒亦贬，旗帜鲜明；又如，《珍珠倒卷帘》、《三国调》、《绣花灯》等，都是单纯表述历史故事，抒发民间的看法，与“官方”的观点不同，不仅传播了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亮出了鲜明的历史观点。又如《配干殇》，与史书记叙的完全不同，它们叫“合葬”，“殉葬”。只是在死的当时、当事人和已死之人“合葬”，或将活着的人“殉葬”，以后便不复存在。而民间的“配干殇”，讲究的是孤男不孤女，不论什么时候，死后多少年，有钱有势的人家均要“配干殇”。有的还要在千里之外，雇佣“赶尸匠”往回“赶尸”，来“配干殇”，而且要和生前一样的红火热闹，纯系民间封建习俗，“阴婚不散”的如实反映。同类剧目还有《三寸金莲》、《童养媳》、《抽大烟》等。还有一类剧目如《水漫金山》、《西厢》、《苏三叹十声》等民间传说，则与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息息相通，因而通过形象细腻的表演，寄与了无限的同情。又如多种版本，不同版本的《走西口》、《转山头》等，这些都是书上很难找到的逼迫“迁徙史”，正史叫“民族大融合”，民间叫“跑反”，“城头变换大王旗”，避灾躲难。他们所用的说唱口语，不仅仅是方言，有的已经上升到了“国语”，并列为了地方“词语或典故”，但文字记叙仍在滞后。比如称呼牲畜并非一味的叫“公母”，马，叫儿马、骒马；牛，叫牤牛、祀牛；羊，叫圪丁、成母子。像这些“牲口”的称谓，已经形象地比喻成“州牧”，“郡牧”，旧社会的“里正”、“乡长”等，现在的老人们也说“乡圪丁”、“村圪丁”。历史上说了上千年，却没有这样的文字发明，“文字委员会的造字者们”不知是否知晓？康保县写“县志”，当出现“圪丁”（我写的也是白字）这样的字眼，字典查不到，找不出“铅印”，都是自创字，“手刻”的。仓颉没给造，后人也没发明，只能靠二人台“口造”。
二人台的斗争艺术无与伦比，都像列入教科书的《半夜鸡叫》，将地主“斗”的酣畅淋漓，比斗“周剥皮”还解恨。

《卖碗》，写了一个叫王成的长工与其未婚妻香兰毒打、戏谑地主兼碗商薛称心的故事，以薛称心为斗争对象。王成开场就道出了“蝎子的尾巴财主的心，又毒又辣又刺人，穷人有冤无处申，一连伺候了五六家，家家财主都黑心。”的阶级压迫的现实和他早晚要叫薛“吃不完的亏，上不完的当”的决心。在卖碗的过程中，他时时处处想着要整治一下这个“狗日的”，骗得薛自己担起担子去卖碗，并被他与香兰设谋痛打一顿，使其“鸡飞蛋打人财两空，挨了打丢了人没占上香赢”。最后终于将矛盾推进到了王成同这个“一要工钱就鬼抽筋”的“灰疙疸”决裂的地步。

《拉毛驴》，描写了一对青年农民夫妇辱骂一个破落地主的过程；《卖麻糖》描写了姑嫂两个农家妇女捉弄纨绔子弟刘小旦的经过。两件作品都是从描写劳动人民的机智、勇敢、豪放、幽默性格入手，着意歌颂了她们对坏人坏事的斗争精神。“一要你摘下北斗星，二要你逮住西北风，三要你日头从西出，四要你黄河九澄清……”，她们机智的难到了纨绔子弟刘小旦，并责骂刘：“你霸占了老婆三四个，侍女丫鬟一大堆，世上的坏事你做尽，你比臭麻蒿还要灰”，最后用沙土迷住了刘的两眼，将其痛打了一顿。
二人台有几出讽刺喜剧，诸如《借冠子》、《卖麻糖》等。将社会的黑暗，剥削阶级的贪婪，劳动人民的机智，用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俏皮生动的群众语言和“别无分号”的说唱艺术，揭露的酣畅淋漓，让人笑破了肚子，振奋了精神，其讽刺艺术刀刀风血。

《借冠子》，写了一个猎户家刘四姐找地主婆王嫂子借冠子的故事，是以地主婆王嫂子为讽刺对象的。天已经晌午了，刘四姐来她家借冠子，可她却还在梦中。四姐问道：“嫂子,你怎么才起来？”王嫂子答曰：“嫂子哪能像你？日夜思索费心机，三更就叫长工起，五更鸡啼才歇息。”这个地主婆吃人家沙鸡、野兔还一颗二料子大豆，“借十两莜面记一斤，走着坐着尽哄人。”真是“朝朝暮暮费心机，荞麦皮也要榨几锤。”……这出戏用大量的细节和生动的语言揭露了地主阶级以剥削为业及其伪善的道德观念，刻画了地主婆王嫂子吝啬爱小的性格，但与此同时却从未忘记描绘刘四姐泼辣聪颖、朴实、善良的品性。她早就知道王嫂子吝啬成性、贪吃爱小，要从她手中借冠子，是比登天还难得事。但她绝不在她面前丢小话，凭着她对王的了解和自己的机智，在借与不借的矛盾斗争中，她始终掌握着主动权。她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利用一切机缘挖苦、嘲笑对方。她进门不往别处坐，偏偏要在王家供奉的“财神爷怀里座位”上坐，她骂王家男人是“扛枷的”；骂“有钱人才发酸哩”、“生下孩子没屁眼”；骂王家“炕上铺的厚”是“好像老母猪闹窝”；最后抓住王贪馋爱小的弱点，把冠子骗到手。

这种在讽刺假、恶、丑的事物的同时，歌颂真、善、美的事物的创作方法，在对比中产生了许多令人狂笑不止的艺术效果，入木三分。
如《顶碗》，就是规劝丈夫戒掉赌博恶习的一出十分有趣的闹剧，劝善规过，寓教于谐。《姑娘抽大烟》、《十劝人》、《卖黄米》等，都是以简洁的手法，教育人们如何为人处事，对待生活，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正确的伦理道德和审美观念。

《撒荞麦》、《压糕面》等，通过劳动全过程的精描细绘，活龙活现，给人们展示出一幅幅生气盎然、意趣横生的乡土风情画卷，表现出了农村中那种质朴自然的生活美景。又如二人台的数板《捉跳蚤》、《十女夸夫》等，运用了浪漫主义和单刀直入的手法，满怀激情地赞美了劳动人民的睿智才能。还有一类节目，如《打秋千》、《放风筝》、《观花》等，通过欣赏他们由自己双手创造的家乡田园、山水花木和日常平凡而有趣的生活，表达了他们的真挚情感和美好向往。

歌颂爱情自由，反抗封建礼教。如《打樱桃》、《摘花椒》等，就是热情歌颂了在劳动中青年男女结下的忠贞不渝的爱情，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枷锁，去争取婚姻自由的叛逆精神。《五哥放羊》、《四保揽长工》等，则是通过地主女儿与长工，相亲相爱的故事，无情地鞭挞了嫌贫爱富，门当户对的封建传统观念，表现了劳动人民对剥削阶级中那些叛逆者的无限同情。

二人台的爱情绝唱不亚于进入史册的《上邪》，因为她没有令人费解的文学语言，土的掉渣渣，还深深的扎在泥土之中。
同是唱戏的，二人台却不受待见。所以，不论走到哪里，用帚把扫一块地皮，观众围摊或用绳子拉一个圈子，举几根火把，打成“地摊”演出。即或偶尔在村镇舞台演出，也只能在大戏演完的空隙时间内见缝插针，通称“小班接台”。有的草台班子曾在张家口茶棚演出过，但并不售票，只是演完一个节目后，向观众讨取“茶钱”。有时观众也指定演某一节目，给以少量报酬，通称“点戏”。这些艺人常年过着朝不保夕，颠沛流离的生活，几乎人人都有一本心酸账。

1911年，辛亥革命的浪潮，摧毁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二人台的职业小班如雨后春笋，在冀、蒙、晋、陕等地露出荷尖。虽没有按多高雅的艺术，好酒好菜的招待，但也不遭冷嘲热讽的旁落，不再被拒之门外了。

1945年，抗战胜利，“解放区文艺”兴起。张家口解放区组织社会力量，对二人台的传统剧目、音乐、表演及其源流，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搜集、采录，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同时，对旧剧实施了一次改革，发起了新戏剧运动，建立了旧剧联合会，选派了知名的京剧、晋剧和评剧界艺人参与旧剧改革。解放区政府曾聘请了晋剧界名人郭兰英、刘风霞等，评剧界名人赵丽蓉、筱月楼等分赴坝上张北、康保等地观摩演出。二人台艺人如饥似渴地学习、模仿，从晋剧、评剧、花鼓、二人转等姊妹艺术中吸取营养，诸如身段、打击乐、化妆等均被充实到二人台艺术中。

1948年，华北全境解放，坝上，正式命名以康保为代表的二人台剧团成立。省委组建二人台曲艺团在坝上各县乡村巡回演出，控诉万恶的旧社会，歌颂伟大的新中国。二人台艺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推陈出新，得到了一次战斗洗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蹦蹦儿”正式定名二人台，由打地摊演出，搬上了舞台演出。1953年，张北县举办了二人台演出班。1957年，成立了张家口地区民间歌舞团。康保、尚义、沽源等县办起了二人台艺校，康保县还成立了专业民间歌舞团。此间，新文艺工作者也参与了对二人台艺术的挖掘整理。这些剧团经常到内蒙古、山西、北京、天津等地演出，并多次参加河北省文艺会演，《扁担忙》曾获优秀剧目奖，《两块六》曾参加天津电视台文艺晚会，《割红缎》《打金钱》《打秋千》曾拍成电影。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二人台艺术的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全县的专业、业余二人台艺术团发展到300多个，几乎每个村都有一班，有的生产队、农户也有二人台班。像50、60后的我辈人，读过几天书的人，差不多都参加并观看过这样的演出。康保县还不时的在“大礼堂”（大礼堂仍在，现在卖服装）汇演，还为全县的劳模会、“三干会”捧场助演，不过那时的名称多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文工团”、“乌兰牧骑”等，其实是一个意思，不过是用二人台演出的是“革命文艺”，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旧瓶装新酒，新瓶装新酒。这时，淘汰了一些格调不高的剧目，诸如《小叔子挎嫂嫂》、《小姑子听房》等。移植、改编、创作了不少新剧目，诸如《小二黑结婚》、《老俩口学毛选》等，有的地方还大胆的移植了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滨》等。此时的二人台还向别的艺术输送血液，比如，唱红了祖国大地的《绣金匾》，从词到曲，就是二人台《绣荷包》的一个“翻版”。著名作家李季的信天游《王贵与李香香》，就含有“康保风”。国家领导人、文联主席郭沫若在观看了康保二人台节目后，曾挥毫题词，赞二人台艺术为“百花丛中一点红”。

这时的二人台艺人，不在是“瞧不起”“受歧视”的人下人了，而是国家的主人了。由于他们对二人台艺术的传承发展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有的光荣地加入了党、团组织，有的当选为各级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有的还被提拔为文化艺术界的领导，参与了国家大事；有的也像演艺圈走红的“明星”，一样的受人追捧；不逊色任何文化名流，照例也被称为“艺术家”，也有“徐家班”，“赵家班”等，虽还没有飞机、客轮那样气派的装备，却也有专业剧场，流动的大卡演出车。艺术殿堂，讲排场的会议，他们也可以登上耀眼的主席台。

发展到今天，二人台更是奕奕绽放，所有的传承市、县均办起了“二人台艺术学校”，出现了以二人台为主题的书法、绘画、雕塑、小说、图书、杂志、电影、电视等，像康保县的文化广场就有二人台的雕塑，广告栏里有二人台的美术画像，文化馆里有二人台的专柜书籍……那里有“招商会”“丰收节”、“那达墓”、“艺术节”等，都要叫二人台靓丽登场，有的地方概括为“经济搭台，二人台唱戏”。二人台已经成为一种民族性的知名品牌，文化产业了。二人台，变成了一种文明。

“康保二人台”，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被誉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二人台艺术之乡”。

作者简介

王志，1956年9月生，中共党员，大学毕业，退休公务员。河北省社会科学学会会员，政工师、经济师，康保县专业技术拔尖人才。文学创作颇丰，并多次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