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味风情与红色文化的深入发掘——谈《蒲柳人家》的评剧改编
时间:2022-11-22 14:34:18 阅读: 次 作者:赵建新
当代著名作家刘绍棠终其一生都在自觉地传承中国乡土文学的传统,他开创的“大运河乡土文学系列”以细腻隽永、清新质朴的文笔书写了运河中的欸乃桨声,描绘出运河人家的劳作艰辛、坚韧顽强与悲欢离合。中国评剧院深入挖掘北京本土文学资源,根据刘绍棠中篇小说《蒲柳人家》历时数载改编创作的同名评剧新作,在努力传达其原著小说田园牧歌式精神意蕴的同时,生动绘就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京东北运河抗日救亡运动的历史图卷,让观众在体会蒲柳人家、运河乡音的京味风情之余,也深受红色文化的洗礼。
戏剧作品改编经典小说是一把双刃剑,其方便之处在于原著可以为舞台提供相对清晰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原型,其难点在于经典原著从故事到人物所蕴含的整体审美风貌早已深入人心,戏剧舞台能否使之保持甚至予以强化,这是对主创的极大考验。令人欣慰的是,评剧《蒲柳人家》基本把握了刘绍棠小说的基调,从剧本改编、舞台调度、舞美展现、音乐风格等各个方面都努力营造出诗意传奇、乡土民俗的生活画卷,“在他们恣意生长的蓬勃生命力中,尽情表现出中华儿女自由豪迈、助人为乐、敢于挺身而出的担当与使命感。在大运河儿女的家产里短、风土人情中尽显中华民族浩浩荡荡、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该剧导演王青语)。
评剧《蒲柳人家》延续了原著的传奇性和民俗性,在“奇”与“俗”两方面塑造人物、构思情节、营造意境。
首先,舞台上展现了一系列极富传奇色彩的“奇人”形象,如本领高强、急公好义、犹如绿林英雄的赶马人何大学问,大胆泼辣、铁面佛心、和扈三娘有着一样绰号的一丈青,敢爱敢恨、情深义重的鼓书女艺人云遮月等,都是运河岸边心地纯良、侠骨柔肠的奇人。此外,戏里还提到以摇船摆渡为生的柳罐头、老木匠郑端午等,他们或参加过义和团,或经历过京东农民大暴动,个个深藏不露,在艰难贫困的日子里隐忍不发,但又似一簇簇火种,在民族革命的高潮到来之前积蓄着力量,只等春风一到便呈燎原之势。
在原著中,作家是以塑造群像的方式来凸显作品之传奇色彩的,但改编之后的评剧基于舞台艺术之规律,势必要删繁就简,突出主线,在尽量展现运河岸边民间群像的同时,也要抓住几个主要人物来提纲挈领地叙述故事,营造悬念。经过这样的改编,原著中穿插讲述运河故事的孩子何满子被隐去了,叙述视角从儿童变成了作家刘绍棠本人,通过跳出跳进的方式回忆望日莲和周檎的爱情波折,原先故事主人公由何满子、何大学问和一丈青转换成了望日莲和周檎,在此基础上再辅以何大学问和一丈青、柳罐头与云遮月、麻雷子与董太师等正反方人物,这使得评剧版更倾向于戏曲“一人一事”的传统,在保持原著散文式的白描基础上又增强了故事性。
除了“奇”,主创还努力在评剧舞台上凸显“俗”。据说刘绍棠生前听到的对自己作品最满意的评价出自故乡的一位农妇之口,说他的小说是“旱甜瓜另个味儿”。这位农妇用最“俗”的语言说出了刘绍棠“大运河系列”小说最“俗”的境界。刘绍棠的作品像极了北中国乡村农家饭桌上的打糊饼、摊煎饼、轧饸饹、金裹银儿、贴饼子、熬小鱼、马齿苋大馅团子,样样都是家常便饭,看上去虽有些粗粝,远非满汉全席般豪华排场,但它们却是粗粮细作,食之如甘饴;他的小说又如乡村园子里的鲜菜,生长于运河岸边的沙土地,闪烁着清晨的露珠,沐浴着夕阳的余晖,采摘后一经热炒冷拌,便做成了一桌土菜佳肴,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入口醇正绵长。小说经过评剧改编后,其中的何大学问、一丈青、望日莲、柳罐斗、云遮月、董太师、豆叶黄、麻雷子等等,依旧栩栩如生,单凭这些独特而迷人的人名,就足以让人浮想联翩,显得鲜活而真实。中国评剧院的新生代演员们不负刘绍棠的诗意抒写,他们清新刚健的唱作表演让作家笔下那个充满诗情画意的乡风、水色、世俗人情,立体地展现在了评剧舞台上。
刘绍棠先生生前曾给自己五百多万字的作品浓缩评定为八个字:田园牧歌,微言大义。田园牧歌自不待言,但微言大义作何理解?笔者认为,评剧《蒲柳人家》的主创恰恰抓住了“微言大义”这一思想精髓,并非全然展现纯粹的牧歌情调和田园风光,而是进一步凸显和强化原小说中若隐若现的革命色彩和红色主题,使这出戏在京味风情之余又多了一重红色革命的主题表达。在原著中,周檎发动乡民抗日的线索放在了后景,而在评剧舞台上,主创则把他们与麻雷子为代表的日伪势力的较量和斗争予以明朗化和清晰化,讴歌了这些“奇人”“俗人”和“好人”,在民族危难之际的勇敢担当,最终成了走在时代前列的“能人”和“大写的人”。
当然,高超的“俗”并未一味的下里巴人,关键是能在下里巴人的俗言俗语、乡俗民俗中又能散发出诗意的光芒。评剧《蒲柳人家》的舞美和音乐在这方面做足了功课,舞美突出了运河特色,强化水、蒲、柳等元素,后景不断变化的写意水墨和旋转舞台体现了运河的流动性和运河人家的勤劳质朴与智慧坚韧;音乐创作将民族音乐与交响乐伴奏相结合,同时有机渗入八角鼓等曲艺元素,丰富了音乐色彩,不失为有益尝试。
当然,既要保持原著小说的美学风貌,又要在评剧舞台呈现上坚守剧种特色和戏曲艺术的基本规律,这势必会给改编者带来一些难度。目前看来,在人物塑造、情节结构等方面,评剧《蒲柳人家》尚囿于原著的框架,没有完全做到把小说打碎后再予以重新整合提炼。例如,既然叙述视角从儿童何满子切换成了刘绍棠,不如干脆删掉何满子这个人物,让情节更显简洁凝练。现在的处理让何满子犹如鸡肋,主创在去留之间显得犹豫不决,何满子虽然没有出现在舞台上,但主创为了叙事方便又想让他承担某些穿针引线的功能,于是就给观众造成了这个小人儿时来时去、想来就来想去就去的印象,没有贯穿始终。还有,某些人物的传奇性要么没有交代清楚,要么为了交代清楚导致过于繁琐。前者例如“何大学问”,此人是一个身上有功夫的赶马之人,一介武夫为何有了这个绰号?这个在小说中当然是有交代的,但到了戏曲中却毫无点缀渲染,细心的观众稍一琢磨便会产生疑问。而且从目前的演员状态看,也是一味显示此人孔武有力,马鞭一挥豪气顿生,但对他的“大学问”的特性却毫无展现;后者例如柳罐斗和云遮月的爱情关系,主创用了一场戏回述两人隔岸相爱的经历,让此事件生生插入望日莲和周檎的爱情线索中,无非是为了让云遮月向望日莲现身说法,鼓励她勇敢表露爱情。但这场戏和主线若即若离,不如用唱词交代更为简洁明了。主创之所以如此编排,恰恰是因为这是小说中最富华彩的段落,不忍舍弃而已,但正是这些地方造成某些场面游离于主线之外,显得过于松散拖沓。相信假以时日,此剧在这些方面能获得更大提升。
在首都大力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提出传承和保护历史文脉,将“推进长城文化带、西山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带的保护利用”列入建设规划的主要任务之际,作为首届“大戏看北京”展演季的参演剧目,评剧《蒲柳人家》的创排演出是北京市宣传文化系统深入贯彻这一历史任务,展现文化自信自强,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发挥全国文化中心示范引领、凝聚辐射功能作用,擦亮“大戏看北京”文化名片的一项具体举措。此剧的搬演为深入发掘首都“运河文化”题材做出了有益尝试,对新京味文化的舞台艺术表达也注入了更多更新的解读。
(赵建新,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北京市文联签约评论家)
戏剧作品改编经典小说是一把双刃剑,其方便之处在于原著可以为舞台提供相对清晰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原型,其难点在于经典原著从故事到人物所蕴含的整体审美风貌早已深入人心,戏剧舞台能否使之保持甚至予以强化,这是对主创的极大考验。令人欣慰的是,评剧《蒲柳人家》基本把握了刘绍棠小说的基调,从剧本改编、舞台调度、舞美展现、音乐风格等各个方面都努力营造出诗意传奇、乡土民俗的生活画卷,“在他们恣意生长的蓬勃生命力中,尽情表现出中华儿女自由豪迈、助人为乐、敢于挺身而出的担当与使命感。在大运河儿女的家产里短、风土人情中尽显中华民族浩浩荡荡、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该剧导演王青语)。
评剧《蒲柳人家》延续了原著的传奇性和民俗性,在“奇”与“俗”两方面塑造人物、构思情节、营造意境。
首先,舞台上展现了一系列极富传奇色彩的“奇人”形象,如本领高强、急公好义、犹如绿林英雄的赶马人何大学问,大胆泼辣、铁面佛心、和扈三娘有着一样绰号的一丈青,敢爱敢恨、情深义重的鼓书女艺人云遮月等,都是运河岸边心地纯良、侠骨柔肠的奇人。此外,戏里还提到以摇船摆渡为生的柳罐头、老木匠郑端午等,他们或参加过义和团,或经历过京东农民大暴动,个个深藏不露,在艰难贫困的日子里隐忍不发,但又似一簇簇火种,在民族革命的高潮到来之前积蓄着力量,只等春风一到便呈燎原之势。
在原著中,作家是以塑造群像的方式来凸显作品之传奇色彩的,但改编之后的评剧基于舞台艺术之规律,势必要删繁就简,突出主线,在尽量展现运河岸边民间群像的同时,也要抓住几个主要人物来提纲挈领地叙述故事,营造悬念。经过这样的改编,原著中穿插讲述运河故事的孩子何满子被隐去了,叙述视角从儿童变成了作家刘绍棠本人,通过跳出跳进的方式回忆望日莲和周檎的爱情波折,原先故事主人公由何满子、何大学问和一丈青转换成了望日莲和周檎,在此基础上再辅以何大学问和一丈青、柳罐头与云遮月、麻雷子与董太师等正反方人物,这使得评剧版更倾向于戏曲“一人一事”的传统,在保持原著散文式的白描基础上又增强了故事性。
除了“奇”,主创还努力在评剧舞台上凸显“俗”。据说刘绍棠生前听到的对自己作品最满意的评价出自故乡的一位农妇之口,说他的小说是“旱甜瓜另个味儿”。这位农妇用最“俗”的语言说出了刘绍棠“大运河系列”小说最“俗”的境界。刘绍棠的作品像极了北中国乡村农家饭桌上的打糊饼、摊煎饼、轧饸饹、金裹银儿、贴饼子、熬小鱼、马齿苋大馅团子,样样都是家常便饭,看上去虽有些粗粝,远非满汉全席般豪华排场,但它们却是粗粮细作,食之如甘饴;他的小说又如乡村园子里的鲜菜,生长于运河岸边的沙土地,闪烁着清晨的露珠,沐浴着夕阳的余晖,采摘后一经热炒冷拌,便做成了一桌土菜佳肴,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入口醇正绵长。小说经过评剧改编后,其中的何大学问、一丈青、望日莲、柳罐斗、云遮月、董太师、豆叶黄、麻雷子等等,依旧栩栩如生,单凭这些独特而迷人的人名,就足以让人浮想联翩,显得鲜活而真实。中国评剧院的新生代演员们不负刘绍棠的诗意抒写,他们清新刚健的唱作表演让作家笔下那个充满诗情画意的乡风、水色、世俗人情,立体地展现在了评剧舞台上。
刘绍棠先生生前曾给自己五百多万字的作品浓缩评定为八个字:田园牧歌,微言大义。田园牧歌自不待言,但微言大义作何理解?笔者认为,评剧《蒲柳人家》的主创恰恰抓住了“微言大义”这一思想精髓,并非全然展现纯粹的牧歌情调和田园风光,而是进一步凸显和强化原小说中若隐若现的革命色彩和红色主题,使这出戏在京味风情之余又多了一重红色革命的主题表达。在原著中,周檎发动乡民抗日的线索放在了后景,而在评剧舞台上,主创则把他们与麻雷子为代表的日伪势力的较量和斗争予以明朗化和清晰化,讴歌了这些“奇人”“俗人”和“好人”,在民族危难之际的勇敢担当,最终成了走在时代前列的“能人”和“大写的人”。
当然,高超的“俗”并未一味的下里巴人,关键是能在下里巴人的俗言俗语、乡俗民俗中又能散发出诗意的光芒。评剧《蒲柳人家》的舞美和音乐在这方面做足了功课,舞美突出了运河特色,强化水、蒲、柳等元素,后景不断变化的写意水墨和旋转舞台体现了运河的流动性和运河人家的勤劳质朴与智慧坚韧;音乐创作将民族音乐与交响乐伴奏相结合,同时有机渗入八角鼓等曲艺元素,丰富了音乐色彩,不失为有益尝试。
当然,既要保持原著小说的美学风貌,又要在评剧舞台呈现上坚守剧种特色和戏曲艺术的基本规律,这势必会给改编者带来一些难度。目前看来,在人物塑造、情节结构等方面,评剧《蒲柳人家》尚囿于原著的框架,没有完全做到把小说打碎后再予以重新整合提炼。例如,既然叙述视角从儿童何满子切换成了刘绍棠,不如干脆删掉何满子这个人物,让情节更显简洁凝练。现在的处理让何满子犹如鸡肋,主创在去留之间显得犹豫不决,何满子虽然没有出现在舞台上,但主创为了叙事方便又想让他承担某些穿针引线的功能,于是就给观众造成了这个小人儿时来时去、想来就来想去就去的印象,没有贯穿始终。还有,某些人物的传奇性要么没有交代清楚,要么为了交代清楚导致过于繁琐。前者例如“何大学问”,此人是一个身上有功夫的赶马之人,一介武夫为何有了这个绰号?这个在小说中当然是有交代的,但到了戏曲中却毫无点缀渲染,细心的观众稍一琢磨便会产生疑问。而且从目前的演员状态看,也是一味显示此人孔武有力,马鞭一挥豪气顿生,但对他的“大学问”的特性却毫无展现;后者例如柳罐斗和云遮月的爱情关系,主创用了一场戏回述两人隔岸相爱的经历,让此事件生生插入望日莲和周檎的爱情线索中,无非是为了让云遮月向望日莲现身说法,鼓励她勇敢表露爱情。但这场戏和主线若即若离,不如用唱词交代更为简洁明了。主创之所以如此编排,恰恰是因为这是小说中最富华彩的段落,不忍舍弃而已,但正是这些地方造成某些场面游离于主线之外,显得过于松散拖沓。相信假以时日,此剧在这些方面能获得更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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