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红侠：质朴深情的黄河故事 恢宏寥廓的黄河史诗——再看豫剧新编现代戏《大河安澜》

2023年4月，河南豫剧院三团，这个具有深厚戏曲现代戏创作传统和经验的院团，再一次拿出了打磨几年的豫剧现代戏《大河安澜》演出于首都二七剧场，并收获了应有的好评。创建于1952年的河南豫剧院三团，是中国戏曲现代戏创作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表演团体之一。《朝阳沟》《香魂女》《焦裕禄》《重渡沟》《村官李天成》都是中国戏曲现代戏创作极具影响力的作品，更是经由这些作品确立了“三团风格”。对于这个具有70年历史的资深院团来说，《大河安澜》是又一部精品力作，不仅在艺术层面上完成了对黄河文化史诗般气度恢宏的讲述，在主题立意上弘扬了黄河文化和黄河精神，更是继承和发扬了河南豫剧院三团深厚的现代戏创作传统，实现了现代戏创作的又一次推进。  《大河安澜》讲述了黄河岸边两代人的人生故事，这个故事深情而质朴。从抗美援朝战场上退伍归来的大河是一个黄河上漂来的孤儿，他被黄河岸边善良淳朴的中原人养大，又带着同样的赤忱走向了国家和民族需要的地方。他带着抗美援朝的胜利和骄傲回到了养育他的黄河岸边，怀着一腔赤忱依恋着这给了他生命的母亲河，成为一个勤勉认真的守河人。守河，是艰苦而寂寞的，让人情不自禁想起波兰诺贝尔奖获得者亨利克·显克微支的名著《灯塔看守人》，大河就这样把年轻的生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交付给了自己的职责。也许他是孤独寂寞的，因此命运给了他爱情作为回报。特殊年代里，资本家小姐安澜走投无路之际被命运抛到了黄河岸边，大河因天性中的善良收容了这个可怜的女孩儿。两个人在黄河岸边相知相恋，从天而降的爱情使两个苦命人尝到了一点点生活的甘甜。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中国生机蓬勃，安澜的父亲从国外寻女来到了黄河岸边并带走了自己的女儿。大河独自带大孩子，而当安澜再次回到黄河岸边，大河却再也不能和她重逢…… 

《大河安澜》是对黄河儿女生命历程的浓缩、回望与再现，全剧以情节完整的叙事和恢宏浩荡的史诗气质，呈现了从抗美援朝到改革开放，再到新时期和新世纪的时代风云与变迁，故事里有打动人心的乡土力量，有一种因朴素真诚而感人至深的气质。剧作以黄河儿女的命运浮沉来展现黄河文化宽厚坚韧的内涵，用艺术与诗意的方式来表现黄河精神，将朴素的日常诗意化，将黄河的精神具象化。更为可贵的是，创作者并未将目光聚焦于黄河文化资源里俯仰皆是、灿若星辰的圣贤与仁人，而是对准了一位“不是英雄的英雄”——退伍的炊事兵、忠诚的守河人。大河的形象犹如《牧马人》中的李秀芝，犹如《培尔·金特》中的索尔维格，体现着人性的坚韧与美好形象，是一个以生命书写着黄河文化真正道德文章的人，那种淳朴、善良、忠诚正是黄河两岸河南人的性情和气质。 “从前车马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这个故事里有久违的真诚与美好，有纯粹的力量和魅力，足以打动当代都市中焦虑而疲惫的心灵。故事讲逝去的时代，但并不陈旧，那种简单和美好，让人心生羡慕…… 

从艺术表现的层面来看，《大河安澜》以精湛的创作实力实现了三团现代戏创作的又一次推进。这部戏中，贾文龙一人分别饰演父亲大河与儿子大堤两个角色，年龄跨度和心理差别都要通过表演来完成。这位当今豫剧界的杰出表演艺术家再一次在这部戏里展示了他非凡的表演才华、传统功底和开放性的创新能力。大河这个人物，贾文龙对他的塑造积淀着丰富的人生理解，而这也再一次丰富了豫剧现代戏的表现力。当安澜在资本家父亲的哄骗之下和大河告别时，两个人中只有大河心知肚明这是没有再见的分别。这个时候，舞台上只有大河一个人的侧影，他跑上高台，望向安澜离去的方向。如果按照戏曲化的惯常表现方式，似乎此时可以高亢撕裂地大喊一声安澜，然后切光。但贾文龙的处理完全不是这样，他欲言又止，欲哭无泪，疾步跨上台阶，重重举起手又重重放下，最终将身体蜷缩起来，也从此封闭了自己。这种表演是超越了戏曲化的，这样的表演就是杨兰春在导演《朝阳沟》时，对演员所要求的从生活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模仿京剧和程式化出发。同大河相比，大堤的形象塑造似乎更具有挑战意味，因为这个人物的年龄和贾文龙实际年龄相差至少三倍。对大堤这个角色，他一开始是拒绝的，但由于父子两代由一人分饰的戏剧效果强，贾文龙还是接受了下来，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赋予大堤这个人物的，不是小鲜肉的感觉而是青春的朝气，重在表现年轻人的精神状态，所以在形体上增加了更多灵动和活泼，而这样的区别在传统豫剧里是行当的差别，而绝不仅仅是通过形体表现来完成的。

1964年出生的贾文龙，是当今豫剧表演领域最优秀的演员之一。在1994年至2002年之间，他得到了当今戏剧界以奖项的形式对一个演员所取得的成绩的最高肯定——“文华表演奖”“中国戏剧梅花奖”——这些以奖项形式给予的肯定当然不是一个演员职业生涯的全部内容。作为豫剧三团的领军人物，他和这个团体至始至终坚持着服务公众的演出理念，中原大地的厚土与乡野从来不缺少他们以艺术的形式回馈父老乡亲的身影。作为戏曲演员，传统的重要性和意义不言自明，对传统的态度更是决定了表演的走向。贾文龙身上并不缺乏传统，这些在他早期的新编历史剧的表演中可以充分看到，《斩御史》《巧县官》《愚公移山》等展示了他对传统扎实的继承和由此基础上延展的对传统的自我理解。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愚公、萧何这些形象在全国范围的影响力远不如李天成和焦裕禄。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会发现贾文龙现代戏形象的成功，使豫剧现代戏继《朝阳沟》和《香魂女》等佳作之后再次走向全国，这成就的不仅是他自己，也是当下的豫剧现代戏。《焦裕禄》是贾文龙最重要的作品，但非常明显的一个事实是李雪健的经典形象珠玉在前，深入人心，在戏曲舞台上要再立起来一个焦裕禄，不仅需要内在的功夫，外在的形象和演员的资质有时比前者还重要。这一点，用老祖宗的行话讲就是“赏没赏戏饭碗”。演员的资质不行，先天条件不行，就是一道铁门坎。用理论的话语来表述就是，表演美学得以建立的基础是形象审美。演员的形象和资质，在非常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形态。  此前贾文龙的现代戏作品主要是《焦裕禄》《村官李天成》《重渡沟》，这三部作品所表现的主人公都是党的好干部，也可以勉强用老百姓的话说相当于传统戏里的“清官戏”。但是，现代戏和清官戏是截然不同的，不仅价值追求和主题表现上存在巨大的差异，在戏剧舞台形象上，现代戏甚至对演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戏曲舞台上呈现的清官形象，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中并不少见，包公是这一类形象的集中代表。但是，包公的形象是行当化的，更是符号化的。演员穿靴披蟒、涂面戴冠，清官具有的威严感是通过服饰化装来完成的。也就是说，无论演员个体的形象与资质如何，只要按部就班将肉身装在包公的行当表演规范和相应的服饰中，自然而然就有了“范儿”。这就是祖辈在戏曲这个行当中积累和留下的最聪明的做法，是智慧和经验所在，解决了表演者形象、资质与被扮演人物之间的距离问题。

贾文龙有一种纯粹朴实的气质，这是个人的成长经历和性情品格经过生活的雕琢留在脸上的痕迹。俗话说，一个人出生时的相貌要爹妈负责，但一个人四十岁以后的样子就要自己负责了。心情会形成情绪，情绪会雕刻表情，表情会形成面相和气质，这些对谁都一样。但对于演员所不同的是，自身的形象和气质必须经受观众的筛选。作为戏校坐科的豫剧演员，他的先天条件不错，五官端正、身材匀称，这些演员应该基本具有的资质他无一例外地都具有。但更为难得的是，贾文龙在纯粹朴实的先天气质以外，舞台表现上正气十足，举手投足稳重大方，表演讲究克制、不张扬，做到了不温不火、不卑不亢，这使他不仅具有了展现焦裕禄、李天成、马海明这一类人物所要求的精神气质，更满足了观众的审美期望。同时还有一点，三团一直以来继承了杨兰春时代“下马种花”的传统，贾文龙也从不缺少基层演戏的经验积累，这些都使他能与角色具有的草根性天然地水乳交融，充分体现了表演的本质是某种程度对生活的体验与呈现。

形象以外，贾文龙用来支撑“形象”的是实打实的硬功夫。戏曲演员最核心的表演是唱功，贾文龙的演唱虽然师承王善朴老师，但他比“善调”的运用更丰富，细节上更精巧婉转，真假声的转换更自如天然，这些特点充分表现在《吃亏歌》《幸福歌》以及“老百姓心里有杆秤”“我不是二百五”等唱段中。当下，很多的新编戏呈现“水过地皮干”的状态，演了留不住，核心唱段更是很难得到流传，可是贾文龙的这些现代戏的核心唱段都得到了传唱和流传，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贾文龙是身上有戏的演员。《焦裕禄》里有“抗洪”，《村官李天成》里有“拉车”，《重渡沟》里“乌龙绞柱”“翻身僵尸”“跪搓”一个都不少，这些表演证明他四功的全面性。豫剧不缺少武戏，传统豫剧十分讲究“身上的玩意儿”，王二顺的时代里，腿功和唱功一样是走江湖的本钱。不可否认的是，在当下豫剧演员中唱做兼备的演员越来越稀缺的情况下，贾文龙的全面就成为他的戏能立住的重要原因。

最后还有一个更为深层的理由可以用来阐释贾文龙的现代戏演出。符合英雄模范气质的干部形象出现在戏曲舞台上有一个积淀的过程，这些在传统戏中找不到原型的形象其实都是得益于影视剧作的探索与积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周里京在电视剧《新星》中塑造的李向南，高明在电影《孔繁森》中塑造的孔繁森，以及李雪健获得第1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的电影《焦裕禄》、获得第14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男演员奖的《杨善洲》……这些形象不是传统的“清官”，而是新时代符合英雄模范气质的党的好干部的形象，是一种具有高度政治意味的符号，是政治层面和艺术层面对表演的美学形象提出的更高要求，以稳健、大气、忠诚、智慧等品质为特征，成就了时代审美——正气与忠诚是其核心审美要求。所以说，把贾文龙的形象塑造放在这个大背景下看，是完全切合了时代的审美要求的，这是他自身的努力，更是观众、社会、时代的审美筛选。 

贾文龙不缺少传统的濡养，但他恰恰是一个善于以对生活的观察和生命的体悟来完成人物创造的艺术家，他的表演从不缺金声玉振的豫剧声腔之美，酣畅淋漓的演唱始终是他完成戏剧形象的首要手段，但无论是《重渡沟》中马海明的七分收三分放，还是《焦裕禄》中焦裕禄的十分正气，他的表演都既保留了豫剧传统的精华，又具有生活化和自然化的松弛，而《大河安澜》则是他炉火纯青的一次艺术总结，也是立足传统的再出发。

总之，豫剧现代戏《大河安澜》是河南豫剧院三团推出的一部具有鲜明的创作立场和主题诉求的作品。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总书记强调：“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大河安澜》的创作正是立足于对黄河文化与黄河精神的继承与弘扬之上。这部讲述黄河故事的作品，实现了以文艺的形式对黄河精神的艺术化阐释与表达，体现了河南以重大文化项目展现黄河文化、挖掘黄河文化时代价值的努力实践。从艺术的层面上看，《大河安澜》是三团这个有着深厚现代戏创作成就与经验的团体又一次推出的精品力作。这部戏的创作，不仅是践行以艺术的方式弘扬黄河文化与黄河精神的要求，对于院团的发展与河南地方文化建设也十分重要。这部戏再次让河南文化建设呈现出大气象、新路径。我们希望这样思想精深、制作精良的作品给现代戏创作的高原再增添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