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茹：京剧和京剧演员

我是一名中国京剧老演员。京剧在中国也叫京戏，在西方我知道叫做北京歌剧。实际上京剧和西洋歌剧不一样。歌剧只需要唱，用声乐表现人物和情节，而我们京剧讲究唱、念、做，打，其中既有武术也有舞蹈，它也许更接近你们的歌舞剧。

京剧的唱、念、做，打都有程式，譬如骑马，我们在舞台上只用一根带穗子的短短的细细的小藤棍作马鞭，演员用它作出骑马的姿势加上舞蹈，中国的观众能看明白，并且能欣赏。很多生活中可能并不美的事，到了我们京剧里就要由演员把它变成优美的舞蹈。比如说我演的《宇宙锋》里的小姐。故事是赵小姐被秦始皇的儿子秦二世胡亥看中，她父亲准备把她送给胡亥皇帝做贵妃，小姐绝不能违抗皇帝旨意，也不能违抗父亲命令，她于是就装疯，唱词中有“抓花容，脱绣鞋，扯破衣衫”。演这句时的动作是用兰花指在前额做个抓脸的姿势，并把预先准备好的红油彩在前额上抹三小道，这要抹得好，不能太粗，也不能太细，位置也得准确。再如脱绣鞋，在舞台上绝不能真脱鞋，就用蹲身抖两只水袖，就表示鞋子脱掉。总之，京剧动作、舞蹈都来源于生活，但又绝不是照搬生活，而是艺术化了的程式动作与舞蹈化了的动作。

京剧几乎就成了我这一辈子的生活。我从十岁开始唱戏，最后一次上舞台是在1993年，我七十一岁，我现在还没有退休，常有学生来让我为她们指点指点。我的工作单位上海京剧院常常要我去看戏，但我老了，尤其是看夜戏，已经不大想去看了。我和京剧整整打了七十年的交道。京剧使我成为一个艺术家，拥有一批观众，但也使我在后来吃了许多苦，差点自杀。

我家不是梨园世家。“梨园”是唐朝皇帝李隆基也叫唐明皇训练女孩子弹唱歌舞的地方。后来北京人就管唱京剧的人们叫“梨园行”了。为了感谢唐明皇赏饭吃，戏园后台就供奉他，香火很盛，他成了戏曲界的祖师爷，每个演员到后台都要拜他，求他保佑演戏别出差错。梨园世家就是几代人都是京剧演员。像我的老师梅兰芳先生从祖父开始就演京剧，到现在是四代人都演京剧。前辈谭鑫培家已有六七代人都是京剧演员。一般外行人吃梨园行这碗饭，也就是唱京戏，是很难的，总要受些排挤，他们管不是梨园出身的人叫“洋毛”。“洋”这个字和 “外”、和“不是自己人”联系在一起。你们大概都被人叫过“老外”，我知道你们很多人讨厌这个词。这是新名词，过去中国人叫非中国人为 “洋人”，西方人是西洋人，日本人是东洋人，东南亚的人就是南洋人了。总之，中国是个把内和外分得很清楚的地方。我们这些不是梨园出身的人被看不起，就成了 “洋毛”。 

我家只有我一个人是演员。我是怎么会学唱戏的呢？只好谈谈我的身世了。我是中国末代满清贵族的后裔，从这些家庭出来的人都爱看京戏，有的还能唱唱。京剧是在清朝产生并大大发展了的。辛亥革命以后，满人丢失了清朝给予他们的特权(孩子一生下来就有钱粮)， 要想办法养活自己，于是不少人选择了唱京剧或是唱曲艺来挣碗饭吃。由于他们有文化，甚至还有的人曾经在清朝当过官，能自己编戏，又能演戏，因此京剧出现了极大的繁荣，也出现了很多满族好演员，名角。我也是受家庭的影响，从小由母亲带我看京剧，才使我爱上京戏，一心就想唱京戏、当演员。这里还有两件事要说明。一是那时候看戏，可以花很多钱到茶园去看，也可以花很少的钱到天桥去看戏，甚至于可以不花钱，那就是在露天看戏。当演员来找你要钱，你可以装做没听见趁机走掉，或假装和别人打招呼溜掉。我母亲总是带我去看这种戏的。第二，当时唱戏是被人看不起的。在中国从古代开始，演员就被列为下等人。家里如果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肯送孩子去学戏的。你们大概看过《霸王别姬》的电影。做一个京戏演员是很苦的。

我出生时家里已经很穷了。我九岁时向一位票友学唱老生，就是 “成年的男人的唱法”。所谓票友，就是不靠唱戏挣钱，甚至于自己掏钱出来邀请演员陪他唱戏消遣，所以叫票友。那一年正赶上北京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招第三班学生。听说这个学校成立时得到庚子赔款的帮助，创办人中除了致力于发展京剧的人以外，还有国民党元老，因此这座学校有经费来源，可以不收学费，管吃，管住，还发一年四季的校服。出门时我们这些学生乘学校的大校车。这辆车是司徒雷登给的。那是1932年，实在是相当阔气了，也很新式。但这所学校，又保留了很多旧科班的制度，比如说，学校录取了你，要经过三个月的考察，学生有培养 当演员的可能，不怕练功吃苦，学校才算正式要这个人。那时学生的家长要和学校双方立字据，进学校要八年才能毕业，合同上还要写明，生、死、逃、亡，学校概不负责。很像个卖身契。我母亲就和学校立了这样一个字据。当时我母亲为送我去学戏，很受到亲朋的不好的议论和指责。我还记得，我的外祖母哭得很厉害，不让我去学戏。但我自己愿意去，因为我看见每个学生都有小床睡(我在家是没有的，睡的是砖炕），还能吃饱饭，又可以学本事，那多好啊！我在中华戏曲学校学了八年戏，从此我走上了一个京剧演员的道路。没想到一下子就唱了七十年的京剧。

中华戏曲专科学校仍然因袭了不少旧科班的东西，臂如刚才说的与学生立契约。在教戏、练功方面也都用了不少旧科班的方法，如打学生等等。但在上个世纪 三十年代，应该说它还是十分进步的新式学校。它首创了男女同校，男演男，女演女，废掉男演女的传统。课程和普通中学差不多，只是京剧的业务课很重，孩子们负担实在过重了。我们还要学几门外语， 我到现在还知道几个英文单词。每天还要实习演出，相当辛苦。学校规定男演男，女演女，女生只能学旦角。旦角就是剧中的女角色，武旦虽然是女角色，但是让男孩子学，因为练武功太狠太苦了，怕女孩子生理上承受不了，不得不由男孩子练武旦。

我们不拜祖师爷，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在后台供的唐明皇，更不向他磕头。有一次一位大同学偷偷给祖师爷烧了香，正在给祖师爷磕头时被校长焦菊隐看见了，焦一怒之下把插在香炉里的香拔出来撅折扔在地上，并让那位烧香的大同学罚跪，直到散戏才随大家回学校。以后同学们谁也不敢拜祖师爷了。这样，梨园行就说我们不供祖师爷，却供孙。在旧戏班不但要供祖师爷，还要给老师磕头，我们没有这些规矩，他们就说我们是鞠躬学出来的。同时也因为我们演很多新戏，又改编传统戏，这些改革引起了旧戏班的不满。说到底，实际上就是看不起我们这批学生出身的唱京戏的演员。

我们练功很苦，每天清晨五点起床就绑上跷。“跷”是一种木头做的假的小脚，用两丈长的布带子绑在脚上，很像芭蕾的足尖舞，但比它还苦，因脚不能落地，又用很长的布带子把整个脚绑起来，血脉不流通，必须不停地练走台步或跑圆场，不然脚就会生疮。我们绑着跷喊嗓子，甚至吃饭也要绑着跷站着吃。我因为偷懒，背着看功的老师不肯多走，偷着坐下来，使脚生了冻疮，一直到夏天脚仍在溃烂，校医给包上纱布照样练跷功。后来我再也不敢偷懒了。

我进学校分在学青衣的老师那里上课。因我在家学了不少老生戏，发声是真声，但学青衣的发声完全是两码事，青衣要用假声，我不会发出假声。京戏的发声和外国的声乐发声很不一样，也许是因为过去都是男扮女，只能用假声唱。一般都讲唱的调门越高越好，高才算是好嗓子。男孩子没变声前，调门唱得更高，这使我们女孩子更难和他们搭配。于是我坚持练私功，就是在课外的时间自己一个人练功练嗓子。由于我在舞台上的时间比一般同学多得多，而人家睡觉的时间我又在和老师学戏，因此我的舞台经验以及上的课时都比其他同学多了许多。
1940年我即将在暑假毕业。由于我们学校当时在社会上影响越来越大，敌伪的日本文化部门，早就对这座既有影响又能赚钱的学校虎视眈眈了。有一天学校听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敌伪的广播电台准备接管中华戏曲学校。第二任校长金仲荪先生听到这个消息，立刻临时紧急召开校董秘密会议。校方唯恐我们这批学生落入敌伪汉奸的手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果断采取了行动。第二天一大早没上课就召集全体师生开会。在实习演出的舞台上校长，老师们肃静地站着，我 们同学排着队站在大罩篷下面，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有的同学窃窃私语着。那时我们的校长年纪已经很大了，身体很不好，他平时对同学十分和蔼慈祥，学生背地里叫他金菩萨。那天他突然声色俱厉地宣布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即日解散。顿时学生们鸦雀无声，大家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惊呆了！停顿一会，校长缓和了口气，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很抱歉，学校无法办下去了，学校更无法把同学们送上社会了。他说：“你们长大了会明白。你们的前途，你们的道路只有靠你们自己去走了！我只有一句话请同学们不要忘了，记住，你们不是戏子，你们是有文化的京剧演员，好自为之吧。”每个同学都哭了。当天我们还有演出，最后一出是我演的喜剧《得意缘》。这个戏讲的是元朝时期一家人不愿受元朝统治，逃到山上做了强盜。他家有个孙女有武艺，又好看，她父亲为她招来一个书生女婿，最后她背离一家人准备随丈夫下山。我演到要和家人分别时，眼泪管不住地流了下来。观众还以为我是真入戏了，不停地给我喝彩。越喝彩我越伤心，我当时满脑子想的是我待过八年的学校，我舍不得离开培养我成才的学校，舍不得教会我唱戏的老师们和同学，舍不得这个给我鞭策，与我荣辱与共 的台板，更舍不得看我成长起来的观众。演完戏到后台我痛哭了一场。这是我在我的母校演的最后一场戏。

这年我十七岁。六十多年过去了，我今天和你们谈到这些，犹如昨天发生的事情，就在眼前。流年逝水，望同学们珍惜你们的青春，珍惜这分分秒秒一去不返的光阴吧。

此文是2002年在英国利兹大学为如茹的英国学生作演讲时的讲稿，当时由如茹作同步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