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戏源流考：安庆沃土滋养的百年乡音

1953年深秋，21岁的王兆乾怀揣一腔热忱绕过怀宁潜山太湖宿松，径直奔向湖北黄梅县。这位年轻学者未曾预料，他短暂行程后写下的笔记，竟会点燃一场绵延半个多世纪的黄梅戏“起源”之争。

而其中最核心的吊诡便是：一个在安庆农村田间地头诞生的戏曲，在安庆茶馆戏楼里成熟定型、唱红大江南北的剧种，为何要跳过几百公里的安庆地盘逆行而上去到外省外县一个陌生的土地寻找源头？百分百的人都想不通这是个什么操作。

那年11月14日，王兆乾的考察原定12天，却因公务中断近10日。现存日记清晰记载：他实际在鄂停留不足72小时。令人费解的是，对往返黄梅戏流行区的怀宁、潜山、太湖，宿松，其戏曲生态在日记中竟只字未提。

然而，次年出版的《黄梅戏音乐》却掷地有声地宣称：“黄梅戏源于湖北黄梅采茶调”。这个缺乏深入田野调查的结论，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了长久不息的涟漪，带给安庆深重的伤害！

晚年的王兆乾在致友人的信中坦诚：“当年受‘剧种必寻源头’思潮裹挟，犯了以今臆古之误。” 他或许不曾想到，青年时匆忙落笔的论断，竟让在安庆街巷孕育成熟的艺术明珠，长久背负着“外来客”的身份疑云。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戏曲就一定要“必寻源头”？为什么安徽的戏曲必须要寻源到湖北黄梅县？只是因为湖北有个黄梅县就认为是黄梅戏的源头？这是谁的主意又是谁的决策？

要追溯黄梅戏的源头，安庆尘封的文献和鲜活的艺人口述史，提供了远比异乡猜想更坚实的根基。

光绪五年（1879年）《申报》明确记载，皖省（安庆）北关（集贤关）外每年有演黄梅调小戏……且“观者如堵”。这里的“每年”证明年年都在怀宁地界演黄梅调小戏，而不是偶然的、外来的戏班，而且官府禁而不绝，因为老百姓爱看，爱唱。

而恐怕此时两百公里外的湖北黄梅县尚处于演出原始“夹三丢”“调儿”的阶段吧？

安庆地方志中，更早便有“采茶”、“黄梅调”于本地社火、节庆中演出的记载，“采茶戏”最早源于闽浙，那时候安徽的茶商频繁的穿梭于南方各省，就将采茶戏传播于安徽皖南广大地区（包括安庆地区），然后又经过商帮戏班一路向西传播于江西湖北各地。

此乃有史料记载，真实脉络清晰可辨，不是本人妄言。

从清末民初的洪海波（潜山人）创办的洪家班，长年往返于安庆各地演出，蔡仲贤（望江人）也活跃在安庆各县，到承前启后的丁永泉（怀宁人，“丁老六”），再到将黄梅戏推向高峰的严凤英（桐城罗岭人），清晰的师承谱系在安庆大地上绵延百年。

他们的艺术生命、代表剧目、表演程式的形成与发展，无不深深扎根于安庆的市井乡野。若为“舶来品”，何来如此深厚、连贯且地域特征鲜明的安庆的传承根基与地方特色？

黄梅戏标志性的“一字多音、婉转缠绵”的唱腔精髓，其韵律密码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深植于安庆方言独特的声调曲线（调值）。安庆方言的声调起伏（如阴平调值高平、阳平调值中升、上声调值高降、去声调值低降升）天然地塑造了黄梅戏唱腔的旋律走向。

用纯正的安庆方言演唱《打猪草》、《夫妻观灯》、《王小六打豆腐》、《闹黄府》字字入腔，浑然天成；若强行套用黄梅方言，则旋律必须改写方能咬字清晰。

乡音，是黄梅戏无法剥离的骨血，黄梅戏，起源形成兴盛于安庆，这是毋庸置疑，不容辨驳的事实！

针对流传甚广的“黄梅水灾，灾民传戏至安庆”之说，详实的历史档案描绘出截然不同的图景：

1790至1911年间，安庆与黄梅虽曾同步遭遇水患37次，但灾民流向图揭示了一个关键事实：黄梅灾民应该向西北山地迁徙求生，而不是去往同样遭受水灾，汪洋一片的下游安庆。

而安庆本地的艺人群体，在灾荒年间反而更常去向山区就近于城镇卖艺谋生。

这无情地指向一个根本矛盾：一个在安庆都市茶馆、戏园中锤炼成熟、拥有多重剧目和固定班社的剧种，其根基怎么可能建立在外来、零散且处于初级形态（如地花鼓）的异乡山歌之上？

正如安庆老艺人口口相传的诘问：“若真是湖北传来的戏，为啥祖师爷压箱底的宝贝，全是徽班的锣鼓家伙和路子？”

2017年，中国黄梅戏博物馆新馆落成。步入展厅，一面“乡音墙”静候访客——指尖轻触“安庆”，原汁原味的《打猪草》便如清泉流淌；触碰他处，响起的则是经过转调、变奏的唱段。无需言语，乡音的亲疏远近，瞬间了然于心。

曾被文人雅士轻唤为“黄梅调”的草根艺术，在安庆的烟火人间中淬炼成中华戏曲的瑰宝。恰似一粒戏曲种子，在皖江皖河的沃土里孕育长成参天大树后，人们摩挲其斑驳树皮，细数年轮纹理，才恍然大悟——每一圈生长，都呼吸着安庆的风雨，浸润着皖河的灵气。

如今，《天仙配》的手稿安然陈列于安庆博物馆的展柜。那些跃动的音符里流淌的，并非外省的山野蛮曲，而是安庆街头巷尾的市声，与千年古城的脉动。当严凤英那穿透时空的绝唱响起，那是安庆儿女为魂牵梦萦的故土，把源于安庆田间地头的戏曲再度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