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专题研讨会 京剧编演外国题材的实践路径和价值取向

1月6日，第十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专题研讨会“京剧编演外国题材的实践路径和价值取向”在四川大剧院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戏曲理论评论、编剧、导演等相关领域专家齐聚一堂，从近年来推出的京剧编演外国题材的优秀剧目出发，总结其成就和经验，就当下京剧编演外国题材的创作方法和路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等问题进行研讨交流。
    “跨文化京剧”已走过百年历程，涌现了一批受中外观众欢迎的剧目。百余年来已有50多部剧作问世（截止到2012年），可划分为初创、低潮、停滞和高潮四个阶段。这一曲折历程既反映了“跨文化京剧”的艰难成长,同时也映照出我国社会文化环境的巨大变化。

    虽然已创作了50多部剧作,但它至今未走出困境：其一，有的剧目已到多国演出,而且受到外国观众好评,但真正的商业演出却几乎没有；其二，“跨文化京剧”在国内的上座率每况愈下,绝大多数剧目很快被历史遗忘；其三，国内理论界指斥其“不伦不类,非驴非马”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

    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语境中,“跨文化京剧”仍然有其独特的价值,是京剧守正创新的途径之一，也是引进优秀的外国文化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需要，但它既需要尽可能准确地传播优秀的外来文化,又必须注意保持京剧的剧种特色,否则难以获得广泛认同。
京剧版的《哈姆雷特》——《王子复仇记》的改编机缘始于2004年丹麦首相访华，并访问上海的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它的舞台呈现方式和审美趣味是地地道道的京剧，是完全的中国式。就是用“用你陌生的艺术形式，讲述一个你熟悉的故事，共同期待一种新的感受。”除了《王子复仇记》之外，上海京剧院还根据莎士比亚《李尔王》改编的《岐王梦》，改编自雨果小说《巴黎圣母院》的《情殇钟楼》，还有源自契柯夫小说的《小吏之死》……一系列的跨文化戏剧实践，既着眼于中外文化交流，又着眼于京剧艺术自身的拓展。

    跨文化的现象是中西方共有的。京剧在其间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是一股重要的力量。地方戏曲则受其影响，后续跟进者居多。今天，跨文化戏剧的艺术行为已经成为一种理性和自觉的艺术选择。东西方戏剧的互相接纳与借鉴，已经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艺术行为。当下，我们更应关注跨文化戏剧对京剧本身的影响，以及京剧创作者和表演者自身的文化立场和态度。

跨文化的戏剧活动，有益于丰富和壮大我们自身戏剧文化的内涵与容量；在跨文化的戏剧活动中，自觉秉持我们自身的戏剧文化传统，才有意义有价值的实践。
从早年应邀赴意大利创演《中国公主图兰朵》和我院新近排演的《吝啬鬼》取得的成功经验，如何走进外国经典题材，而不仅是简单搬演，有几点体会：

一、外国题材的编演能拓宽京剧的创作题材，从而开拓了观众的视野，增加了京剧的表现力，同时也增强了京剧的艺术魅力。

二、在吸纳原作品优长的基础上，融入传统京剧思想内涵，在表演手法、表现技巧、服化道运用等方面吸引观众的好奇心，赢得更多观众，从而实现市场与艺术本体双赢。

三、排演外国题材的戏必须注重的一点是“化”字。要用我们中国文化的本体元素，去熔化西方的经典，要京剧化而不要外国化。离开京剧的本体，就会成为蹩脚的西洋歌剧。
京（昆）剧和地方戏曲剧种编演外国题材剧目，是戏曲百花园中的奇花异草，弥足珍贵。新编外国题材京剧，这是艺术创作中应有的课题。

编演外国题材的实践路径，就是要回归或遵循戏剧本体，即中国京剧（戏曲）的假定性、虚拟性、写意性、程式化。编演外国题材的价值取向，就是“洋为中用”。找到与现实观照的题旨，实现隐形的东西方思维衔接交融，引起心领神会的共情共鸣，达到文明互鉴，助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编演外国题材剧目，编剧务必处理好三个支撑和四个结合。即：文学诗意的支撑，哲思逻辑的支撑，狂欢愉悦的支撑。现代与传统的结合，东、西方精神内涵的结合，象征与表现手法的结合，写意与写实的结合。

最后，创作的驾驭题材，必须有作者的真情实感，正可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循此规律方有独自的感受，独立的思考，独家的发现，独特的表达。
一、基于本质观的整体统摄

伏尔泰的《中国孤儿》把诸侯国内部的文武不合改成了两个民族的矛盾，由此体现出适应当时文化的道德影响。这种改编比较精准地抓住了我们中国文化内质上的一些东西，以此反观，编演外国题材应在精神气质和文化渊源上，把握住本质整体性的统摄。

二、基于本土化的价值取向

所谓“本土化”，就是为外国作品注入我们本土的价值视角，消除中国观众心理审美障碍和戏剧节奏障碍，能唤起观众的认同感，这样的作品才算是成功的作品。

三、基于本体性的艺术重构

京剧《情殇钟楼》，把著名外国故事变成一个西域流浪女的故事，把风情舞蹈融入京剧程式化表演中，充分调动京剧唱念做打等多种艺术手段，完成了一个凄美爱情故事的中国表达。这是基于如何更充分地实现本体性表达，凸显京剧独特魅力的一种艺术重构。
戏曲或京剧改编外国题材的作品，简单可划分三类：一，从内容到形式基本遵从原作，仅作形式上技术上的变化；二，以原作故事和主题为核进行本土化历史背景与环境的置入，并做剧种性的转化；三，以原作的故事、人物或主题等为引子，进行全新改编，赋予内容的新内涵和价值的新意义。

对于戏曲或京剧对外国题材的改编，需尤为审慎，应防止三个创作倾向：一是“食洋不化”，即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不能准确解读原作的意涵，从而更难于从中择取出适合改编的因子，也就更不可能向本土化和民族化的方向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致“一错再错”；二是“形式至上”，即不顾原作的精神内质和价值依归，不顾改编内容与剧种特点的融洽度，一味夸大、纵容、异化剧种的形式特色，美其名曰为“注重表演艺术本体的特色和运用”，从而陷于形式主义的窠臼而不自知。三是“实验噱头”，即简单而浅表化的理解和运用所谓舶来的西方先锋派、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中“荒诞派”“意识流”“超现实主义”“心灵哲学”等的观念和主张，以探索为名行创作者本人都懵懂无感的“实验性”实践，并乐此不疲。
《洋为中用 独僻蹊径 独具风采 ——京剧编演外国题材戏漫议》

以大受欢迎的小剧场京剧《吝啬鬼》为例，编演外国题材的京剧，可以拓展京剧的内涵和外延，产生新的舞台面貌和表演节奏，吸引当代中国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

    京剧编演外国题材戏要想成功，选材是关键。应该精心选取蕴含丰厚的异域故事和人物，能够吸引当代中国观众的审美兴趣，即“主题立意的当代化”。

    其次，选取的异域故事和人物，要能够与京剧的艺术规范相融。主要运用京剧艺术表演形式，适度加入异域艺术元素，使京剧舞台的呈现丰富多彩。

     再次，京剧编演外国题材戏，更应该注意艺术形式的戏曲化和舞美灯光的意象化，而不应只是“话剧加唱”，叙事场面太多，会与京剧艺术风格不协调。
在当代川剧史上，中国川剧与外国戏剧有过三次对话。在后两次对话中，徐棻根据奥尼尔的话剧《榆树下的欲望》改编的《欲海狂潮》，魏明伦根据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改编的《中国公主杜兰朵》，为后来者积累了一些改编外国作品的经验。

从文学角度和剧本角度总结，这些经验可以归纳为三条：1、 寻找共生因子。中外文化之间存在一些彼此影响、相互认同的共生因子。发现并研究这些共生因子是所有改编创作不可忽视的前提条件。2、追求哲理意蕴。相当一部分外国作品的题材、主题与风格其实是趋于平实的，大有可以开掘、提升的余地。其路径和方向就是让它在意蕴上更富于哲理性。3、强化川剧精神。充分发扬川剧的悲剧喜演的乐天传统，充分运用载歌载舞的川剧手段和灵活多变的舞台调度。

编辑：田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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