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剧文学的低潮期（上）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评剧艺术逐渐成熟并走向繁荣的时期。三十年代初，继第一代评剧女演员李金顺之后，又涌现了刘翠霞、白玉霜、爱莲君、喜彩莲等优秀女演员，她们以各自不同的演唱风格形成了刘、白、爱、喜四大流派，是三四十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演员。四十年代初，刘、白、爱谢世后，继之而起的鲜灵霞、新翠霞、爱令君、筱玉芳、花月仙、郭砚芳、新凤霞、筱俊亭、韩少云、花淑兰等，不仅继承了原有的流派，而且结合自身特点加以丰富和发展，使评剧的唱腔更加丰富多彩。这一时期的评剧已经与京剧、河北梆子等大剧种相抗衡，在京、津、沪以及河北、东北各大城市站稳了脚跟，尤其在天津，评剧更以其独特的魅力征服了各阶层观众。1940年9月20日《新天津报》曾载文《谈今时之评戏》，文中写道：“近年以来游艺之中，除去京剧以外，则当属评戏为最发达，而极有蒸蒸日盛之势。……追忆以往，令人不胜沧桑之感也！早年大多观者人士，每谈起评戏，则多不齿，以为一种厌俗诲淫有伤大雅之艺，高贵之人多裹足不聆，仅有下等阶级人众乐往欣赏。惟近多年，此风已变，早年曾所谓吃不开的蹦蹦戏，今日已能昂居高头，为人仕所趋之若惊矣！……嗜爱如狂，乐之忘蜀，诚所谓听蹦蹦戏已成了人的一种癖好，可见评戏诱人之深无以复加也！”
三四十年代的评剧剧坛呈现出一派蓬勃景象，尤其是评剧的声腔已趋完善和成熟，而评剧文学在这二十年间却是一个低潮期。当然，在这一时期，移植、创作的评剧剧本数量不可谓不多，仅据不完全统计，就有百余个。同时，刘、白、爱、喜等名角在相互竞争中，都有不少各自的独门剧目问世，比如刘翠霞的《金鱼仙子》《空谷兰》《啼笑因缘》，白玉霜的《潘金莲》《阎婆惜》《海棠红》《玉堂春》，爱莲君的《烧骨计》《于公案》，喜彩莲的《人面桃花》《卓文君夜奔司马相如》《十三妹》《红楼二尤》等，这些剧目虽然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促进了演员知名度的提高和演唱风格的形成，有的戏还曾轰动一时，但其中的大部分剧目之所以能引起轰动，或因其中注入了新思想、新意识，或因炫目的机关布景，或因其表演形式京剧化，而这些因素反而使得这一时期的剧本因缺乏评剧特色而少有流传。

1929年随着成兆才这颗巨星的陨落，评剧的剧本创作走入了一个低谷。其一，从作家群来看，再没有出现像成兆才这样高产高质的剧作家，在数量和影响上都远不及他。这一时期创作剧本较多的是评剧艺人李小舫，但他的剧本大多属移植之作，且仅有《凤还巢》《孔雀东南飞》《杨乃武与小白菜》等剧本得以流传。其二，从剧本质量看，该期剧本数量虽不少，但大多追求的是一时的轰动效应，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传世剧目不足十出。其三，从剧本创作来源看，该期移植于其它戏曲剧种的剧本占了将近一半，另有近30%的剧本是根据电影、杂剧、传奇、文明戏、小说等改编创作的，据实事而创作的剧本极少。移植剧目的大量出现，一方面增强了评剧的表现力，加速了评剧由民间小戏向大剧种转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在移植过程中，也使评剧文学逐渐失去其自身特色而向京剧化发展。其四，从题材的选择看，该期剧本仍以爱情婚姻题材为主，这一题材的剧本超过了60%。但由于其多由京剧移植，或因剧本内容不适宜以评剧的手段来表现，或因剧本结构、唱词特色、表演手法等与京剧过于相似，都造成了大部分爱情婚姻戏流传不广的现象。表现家长里短的家庭伦理戏已很少见，而出现了《荀灌娘》《十三妹》等武旦戏以及《武松》《西游记》《七擒孟获》等武生戏，这些题材的选择无疑与评剧所擅长表现的题材相去甚远。不顾评剧文学的创作传统，盲目地扩大题材，将会使评剧失去其存在价值。这也是该期剧本大部分未能流传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这一时期的剧作家也创作了一些配合形势的剧本，如反映鸦片战争的拒毒剧本《万世流芳》以及鲜灵霞主演的《戒毒大观》、新凤霞主演的《吸毒遗恨》，虽由名角主演，但这些戏都未能流传。此外，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特别是1940年以后由于日伪当局的残酷统治，评剧剧本创作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舞台上出现了一些低级庸俗的剧目，而思想性、艺术性都较高的剧本已极少见。由以上几点，我们可以说评剧文学在三四十年代与评剧艺术整体的发展是成反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