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美缇：我是这样改唱小生的——我与恩师俞振飞

“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每每唱起这支曲子，我总会想起我的老师俞振飞。我与俞老师三十年的师生之谊就缘于这一出“惊梦”。 就是那年秋天，俞、言校长随上海京剧院赴北京审查剧目，准备参加中国艺术团赴西欧演出。同时把我们昆曲班的八个女生、两个男生一起带到了北京。不料当时文化部门的领导夏衍、周扬等知道上海来了一批唱昆曲的小孩子，就把俞校长找去，问俞校长这批孩子能不能演一台戏给他们看看？俞校长一口答应，马上和朱传茗老师商量后，开出了戏单。当时就缺一个小生。有人说：“叫岳美缇反串！”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朱老师立即和俞校长商量，便来找我谈话，要我反串《惊梦》中的柳梦梅。我很紧张，不敢演，俞校长在一旁听见我说：“我从没穿过高靴，台上跌跤怎么办？”俞校长立刻就去借了一双高靴来给我练功。第二天一早便开始一招一式教我。晚上又看我在他房间外走廊的地毯上来回练台步。但我还是很拘束。俞校长那时不仅是一校之长，又是声震遐迩的艺术家。我除了学，一句话也不敢讲，他好像看出了我心里的想法，耐心地把抬手动脚的要领一一讲得很清楚。还对我说：“眼梢要带手！”“水袖要用腕子劲！”“膝盖不要发直发僵！”他认真又严格，完全不是把我当作客串演演玩的。我也感到俞校长对我的信任和鼓励，为此我早起晚睡，利用休息时间，在三天中把这折戏学会了。  

演出那天，俞校长忙前忙后，又怕我紧张，不时过来看看我化妆，告诉我在眉中心打一个月牙印堂，他说“：这是小生的标记。”当俞校长看见我穿着比我脚要大出许多的靴子，立即把自己的羊毛袜给我穿上，帮我把水袖整理好，一直领我到台侧的上场门等候，轻声地提醒我“不要紧张，把嗓子放开！”从我踏出台口，直到我走下台来，将近二十分钟的戏，俞校长一直在台的侧幕旁看着。我第一次扮小生，头上被水纱扎得晕乎乎的，脚上又登了一双厚底高靴，真像腾云驾雾，只觉得伴奏的笛子声音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台下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直到我看见俞校长笑眯眯地走到我面前，听他说：“今朝蛮好”我才像从天上落到地上清醒过来，终于透出一大口气来！

回来不久，一天朱传茗老师突然找我谈话，他说“：你唱小生条件不错，改唱小生好吗？”我马上敏感到是老师不要我了，一种被人嫌弃的自卑感重重地压在我的心上。我又难过又生气，“我不改！”强硬地回老师。朱老师好声好气地说：“你在北京唱的《惊梦》小生不是蛮好，为啥不肯改行？”我听到“改行”二字很刺耳，好像总是学得不好，没出息的人才面临“改行”。当时，虽然只有虚岁18，到底在戏校坐科已有四年了，听到、看到的也不少，自己也有自己的主见：“现在解放了，除了越剧还有女小生，别的剧种都没有男演女角，女演男角了，我唱女小生不会有前途的！”当时我们戏曲学校已招了一班越剧班，就是史济华、刘觉他们一班，正在培养男女合演。朱老师讲不过我，便把昆教组组长沈传芷老师找来。沈老师是教小生的，他很耐心地问我：“你是不是不喜欢唱小生？”我很为难地说：“我喜欢唱小生，但是同学们都是男演男，女演女，为啥就我一个是女小生？”沈老师说“：因为你们已是四年级学生，应该实习演出，但男小生现在都正在变嗓期，很多戏没办法演，你马上改行，不少生旦戏就可以演出了。”沈老师用“能多演戏”来打动我。但我想别人都打了四年的基础，我现在改行，一点基本功也没有，怎么赶得上？以后男生嗓子变好了，说不定还会要我再改回来呢。为此说什么也不肯改行。当时从周总理到社会各界普遍认为男演女、女演男是旧社会残存的畸形现象，对我确实有心理压力。但那天我听说周玑璋校长知道我不肯改行，非常生气，我心里很害怕，又感到很委屈，苦苦想了两天，鼓足勇气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寄给在北京的俞校长。

十七八岁的年纪，不知天高地厚，把怨气一股脑儿地写在信上。从我跟俞校长学戏的几天中，我由衷地产生对他的信任和尊敬。果然，没过几天我就收到了俞老师从北京寄来的厚厚的一封信。我又惊又喜，一个人悄悄地躲在三楼的晒台上，好像是决定我命运的时刻，慎重而担心地把信打开。不想俞老师用毛笔密密匝匝地写了三张纸。他首先就批评我：“老师们苦口婆心地找你谈，是为你的前途着想，你的固执使朱、沈老师很生气!”接着又表扬我：“这次你反串的《惊梦》我很满意，你的抬手投足都好，唱念也好，你有唱小生的条件，要你改唱小生，是我的意思，我一定会对你负责到底的!”后面几个字还在下面画了好几个圆圈。他又举例说：“孟小冬是京剧女老生，现在她在香港，如果她要回国来，你看会如何轰动!这就说明艺术到了顶峰是否定不了的!”信的最后写了“祝你勇往直前!”几个大字!

我年轻的心被俞校长这封坦率而热情的信深深打动了”，“原来是他要我改行的!”这么一个大艺术家，答应对我一个毛丫头负责到底!此时我感到从未有过的高兴和放心，顿时心中像被朝阳照得透亮、透亮，我看清了自己要走的路，认准了方向，似乎也看到了鲜花盛开的前景，我为幸运的突然降临而欣喜若狂!

反反复复不知把信读了多少遍，一字一句都咽了下去，装在心上，就此我决心改行小生，立即走进小生组的课堂。这封信我一直珍藏在日记本里，以后在学习上遇到什么困难，碰到什么不痛快，就拿出来读上几遍，心里便甜甜地升起希望和信心。

俞校长没有失信于一个小学生，他不仅亲自教我唱曲子，教我身段，还教我做人。从他给我的第一封信开始，以后若干年中他极有耐心地经常和我通信。在那年代，他的演艺活动、社会活动都很频繁，经常要去外地，一去就是一个月、两个月的，为此他就常在信中给我上课，在信中给我说腔、说咬字、说戏、说掌故，和我谈思想、谈人生。并鼓励我给他写信“：不要怕写不好，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有什么不明白就写信来问。”我每次去信，他总是有问必答，有信必复。此后，俞老师的信便成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从1958年至1966年八年中，一共给我写了160多封信，我这一生中从来没有第二个人给我写那么多信，且写得那么好!在我困惑、苦恼、欢乐或忘形时，这些信都给过我警告和鼓励。俞老师真实的内心、豁达的人生态度，都曾给我很深的影响，以至改变了我的性格和脾气。在信中他常谈文学、美术、音乐和艺术的相互关系，他那多方面的知识和修养令我十分敬羡，我要做个像俞老师那样的人!那时，心里充满了对事业、对人生的美好憧憬。

想起这些，我总觉得一个人一生能遇见一个好老师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事。如今我自己也为人师，看到自己的学生，我总会深深感到自己肩头的责任。中国的传统戏曲到了我们这一代，仍然还是口传心授的承袭方法，我深信这是因为传统艺术除了手、眼、身、法、步的授技外，还有一个我自称为是“心灵感受”。记得不知哪位作家曾经说道：“花在人的生活中把大地装扮得锦绣灿烂，予人以美的享受，陶冶世人的感情，它的力量是深隐的，而不是显著的。”戏曲与花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似的，它是给人深沉的影响的。戏曲如此，那么传授技艺的师傅们，他们的从内到外的品性和气质，也在他一招一式的潜移默化中熏染着他的后代人。

      做一个好演员，做一个好老师，这是我想对俞老师最好的一种回报。

摘自：中国戏剧 2005年01期
责任编辑：罗松